普通法（三）

上文提到的高級督學，把‘普通法’理解成‘普通的法律’實在是荒謬中的荒謬。但他並不孤獨，可能大部份人都是這樣理解。

我一向都覺得把‘Common Law’譯成‘普通法’很有問題。可能譯成‘共同法’會比較適合。‘Common Law’的生成，其實就是當英國歸於統一，便要把不同地方的習慣整合成一個法律體系。但要完全寫下各地的習慣非常困難，實際可行的方法就是定立一些基本原則，然後，就按各地的風俗和習慣推演。所以，‘Common Law’就有‘不成文法’的特質。

普通法複雜的第二個原因便是因為‘不成文’的特質。既然是‘不成文’又何以論精準呢？這就是靠‘案例’。所以，Common Law體系的一個重要‘資產’，就是累積了數百年的‘案例’，不論是裁決和量刑，都要以案例為依據。問題就出在這裏，沒有兩件事是完全相同的，也不可能有案例可以和當前的案件完全相同，於是，律師和法官就是要在抽象層面辯論案例的異同，這是萬分技術性的。

當一個人完全不知‘普通法’為何物時，便會很多話說，口裏便會經常批評人不懂法律。我真是不懂！‘普通法’永遠都不是常識，開始對她有點認識，便會不敢再輕言法律。例如，香港現經常宣傳店舖盜竊是刑事罪行，我們會視為理所當然。但很多人都不知道，若不是一個在兩百多年前的案例，這祗是商業紏紛，與刑事無干！又例如，在國內經常會見到‘偷一罸十’，若香港有店舖這樣做，我很有理由相信，店舖是干犯了嚴重的刑事罪行！但我不是律師，估計而已！

所以，我就是說，若時光能倒流，在兩百多年前香港可能不應選擇（實在並不是選擇）普通法。但現在，不論有多少問題，普通法就是香港的一大‘資產’！這‘資產’是付了很大代價換來的。

很多人在不知不覺間習慣了‘普通法’的部份概念，一回國內，思維便出了極多問題。例如，在香港法官量刑，必以判刑指引和案例為依據。但在國內，審判員完全不會也不必參考案例，量刑的依據是‘成文法’。這即是法例內寫下來的判罸準則。但若看一看刑法，便會發覺大部份都是以案件情節的嚴重性來定義。一般的形容詞就是情節輕微，情節特別嚴重等等……但判刑就可以差異極大，例如，情節輕微可以是判以罸款，但同一項罪行，情節特別嚴重可以判以即時槍決。但法例有可能寫清楚甚麼是輕微，甚麼是特別嚴重嗎？

答案是不可能！盜竊三百元人民幣，情節是輕微還是特別嚴重呢？在富裕的地區，三百元可能不夠付小費，但在貧困地區，這可能是一年的收入！而判決的權力，便全在審判員（法官）的手上。中國刑法，是行二審終審制的，這即是祗可向上一級法院上訴一次，這便終審了。當有人因一千幾百元的財務紏紛而弄到下獄甚至是被槍決，便請不要以普通法的思維去思考了！

當然，世界還有很多地方是行‘成文法’的，例如，日本、某些歐洲國家，以至美國有幾個州。就以日本為例，她們自知成文法在這方面的問題，所以，對法官的訓練和歷練非常嚴格！

下文再續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