陪審團與包青天（二）

上文提到陪審團祗應考慮法庭上控辯雙方所提出的證供，而不能自行加入其他資料，就算這些資料個別陪審團確信為真。

這就與一般人印象中的法律有很大分別，明知某人是罪犯，但若按上述原則，可能便要放走他，這樣的判決，又豈是正義之舉呢？

但問題的核心在於，若陪審團考慮法庭以外的資料，當事人不就是連辯白的機會都沒有？就以上文的‘弱女打刧壯漢’為例，陪審員可能因外型或其他因素而斷定被告是位‘弱女’，但原來她是柔道黑帶八段，這便是辯方律師不提出的背後原因，若他一提出被告是位‘弱女’，那麼，控方最少可以盤問其是否懂任何武術，她便不可以不回答。

上文我說到法官好像位老師，教陪審員如何去判案，但實情並非這樣簡單，在法庭上的一字一句，都會有精確記錄，法官所謂的‘引導’其實是極度‘官腔’的，原因就是這將會是上訴的重要理據，若法官的引導犯上任何技術錯誤，‘錯誤引導陪審團’便是上訴及推翻判決的極佳理據！

同理，陪審團若以個別成員對法律的理解作為判斷原則，這也是極嚴重的問題！若他的‘個人理解’有誤，控辯雙方就再無辯白機會了！

我們常把法官比喻成球證，球證在球賽中執法，應不偏不倚，不能偏幫其中一方。這個應是大家都認同的概念。那麼，法官執法又是否該不偏不倚，不偏幫任何一方呢？我想很多人都不是這樣想。特別是香港的‘低能編劇’，在他們的筆下，公正的法官是應偏幫‘正義’的一方的！

問題就是用甚麼標準來定那方是‘正義’！嫉惡如仇？那麼便是偏幫控方了。為‘無辜’的被告申冤？這便是偏幫辯方了。

中國歷朝的律法雖有不同，但大原則都是行政、執法和司法權都落在同一官員身上，當一地知府‘千辛萬苦’追捕到一犯人，你還相信有不偏不倚的審判嗎？中國人有所謂‘生不入官門，死不入地獄’的說法，原因就是不論是非曲直，若惹上官非，就所謂‘唔死都重傷’，你被官府捉去，又再由官府審訊，你還有不重傷之理嗎？

‘包青天’便是一種民間對官的神話化產物，‘包青天’就是會很例外地‘偏幫’犯人，為犯人調查及申冤，在今天的開明地區，人就是該有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，警察（不是法官）該公正調查和搜集證據，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。但‘包青天’的故事就是發生在宋朝！

但‘包青天’式的概念，卻深深藏於每個中國人的心底，前一段時間，我在一個隅然機會看了半套甚麼‘老婆大人’的電視劇，其編劇筆下的‘正直法官’就是要參與調查，居然在法庭上說要查這個、查那個。我的天！這是警方和檢控官的責任，法官無權干預。她已再不是球證，而是下場踢球的球員了！在實行普通法的地區，天理不容！

鄧小平就堅持中國不會行三權分立制，雖然，三權分立並非走向現代化的必要條件，但如現在中國的行政、執法和司法權都集於相同的人或機構上，要我相信其判決是公平中立，就實在有違我的理性思維了！

官員的私德，本就可以和政府行為分開，但市民是否對司法制度有信心，才是問題的核心！若鄧玉嬌案發生在香港，可能並不會弄出如此嚴重的風波，因為香港人尚會相信，政府可能會包庇一些犯小錯的官員，但說到如謀殺強姦等嚴重罪行，就誰都包庇不了，司法程序一經啟動，整個審判還是會公平、公正和公開的！案件不發生也發生了，若調查和審訊都是公平的，問題也會漸漸淡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