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文說到民事和刑事案是有很大分別的．所謂民事就是兩個法律實體之間發生了權利之爭．簡單來說，就是一方的權利受到另一方的侵害，要在法庭追討有關損失，或要求補償．
陳振聰案原是民事官司，雙方都聲稱是有關遺產的繼承人，而通過協商和其他途徑無法達成協議，最後便要對簿公堂．
這案件內的一項重要證據，便是陳振聰出具的遺囑．由於這遺囑實在非常粗糙，疑點重重，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千億家財可以如此‘兒戲’．法官就在判詞內認為有關遺囑實屬偽造，是有關案件敗訴的主要原因．
接著，陳振聰便被拘捕，通霄扣查．這便是開展了刑事程序，其原因就是如‘偽造文件’、‘詐騙’、‘妨礙司法公正’等等便屬刑事．刑事案件的原告是政府，按香港法律，提出刑事檢控的權力便握在律政司司長的手上，而實際運作就是律政司司長會把這權力下放至刑事檢控專員．
既然，有關遺囑經已被法官判定為偽造，那麼陳振聰是否就是‘偽造文件’罪名成立呢？非也，非也！原因就是刑事和民事會按兩套不同的斷案標準．這話何說？這就是刑事案件的原告是政府，理論上，政府擁有無限大資源，若把控辯雙方放在相同的地位，這便是對缺乏資源的辯方不公．
所以，在刑事檢控和審訊過程中，便會有極多對被告有利的安排，例如，保持緘默權、無需證明沒有犯罪、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等等……
我就由‘疑點利益歸於被告’說起，民事訴訟的斷案考慮，由於雙方的法律地位相同，要考慮的就是誰比誰更可信，更有道理，這就是我經常說的五十一便贏四十九．但刑事檢控就不同，要刑事罪成，控方就必需提出‘無合理疑點’的證據，若證據有任何疑點，這個利益便歸被告．
舉一個例子，例如，有人被控謀殺，控方把一刀呈堂指為凶器，而這刀就在被告的寓所搜獲，上面還染有血漬，化驗報告亦確認這血漬是死者的血液．按常理，這就不是十分足夠的證據嗎？
可是，辯方律師就質疑搜查程序出了問題，發現有關證物的警員的行事記錄有誤，這就是搜查是在2009年1月15日進行，但記錄上就寫了2008年1月15日，警員在庭上信誓旦旦地指出這些都祗是手文之誤，年份轉換不久，寫錯仍是人之常情．
常情還常情，但這就是一個疑點，這個疑點就會削弱有關證據．警員填寫有關記錄或告票時，理應慎之又慎，時地人是絶對不可寫錯的．簡單如有人違反交通規則，警員或交通督導員發出定額罰款告票，若日期或時間有誤，被告便可在法庭上，以在告票所列日期和時間他並不在場為抗辯理由！極多時都可脫罪，因為在刑事程序中，法官祗能根據呈堂證據斷案，就算明知這告票的日期出了手文之誤，但仍祗可問在告票所列的時間和地點，被告有無干犯交通規則，若被告指出在告票上的日期和時間，他根本就不在場，這又如何能干犯交通規則呢！至於被告有否在告票所列的時間之外干犯交通規則，這就在不法官權力以內，法官無權過問．這就是刑事檢控要求‘無合理疑點’的理念．相反，若在民事案件，便要考慮這些錯誤是否合理等等的問題！
刑事檢控程序是非常繁複的，但當這案件的三百多頁判詞一出，警方便立刻開展刑事程序，拘捕和扣查陳振聰，並搜查其往方和公司以收集證據．按常理推斷，警方其實是一早就作好了準備，否則就是難以有這樣的效率．不說其他，這樣複雜的案件，可能單是預備向法庭申請拘捕令的文件，已可能要花上幾天的時間！
但經三十多小時的扣查後，警方並未有將陳振聰落案，他就以五百萬元保釋外出．按香港法律，警方必需在扣查四十八小時內，將疑犯落案，因為超過四十八小時的扣留權就非在警方而在法庭，落案的意思就是正式提出檢控，由法庭判定有關疑犯是否可繼續扣查，否則便要釋放或安排保釋．
有人可能會說，他的‘偽造文件’罪不是證據確鑿嗎？不就是連法官都已判定了嗎？為甚麼警方會這麼沒有效率，還不提訴，還不落案呢？問題就是原審法官祗是按民事原則作判，按民事原則‘偽造文件’成立，並不等如可通過嚴謹的刑事舉證要求．在刑事檢控內還有一條，就是不可一事兩告．這就是說，若警方速速落案，而箇中有任何技術疏漏，被告便有可能因而脫罪．有關案件一經法庭審結，便不可再次提訴，所以，警方和律政司司長都必需慎之又慎！
未完，待續．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