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中之法

香港有個名為‘民間電台’的組織，一直都在挑戰香港的電訊條例，使用FM頻道作廣播，被政府多次查封，最後鬧上法庭，幾個月前，地方法院的法官判定香港政府違憲，及後香港政府上訴，技術性擊倒，現在好像是發還重審。

常人會想，他們明明就是犯法，清清楚楚的是違反了有關電訊條例，為甚麼會在初審時得直呢？

這種想法，正正就是忽略了普通法的一些重要原則，例如，憲法的凌駕性，又例如，法例是否合乎自然公義原則等等……

用容易理解之語言說，這就是‘法中之法’。舉一個誇張一點的例子，若美國經過立法程序，為了國家利益，要殺害所有在美的華裔人士，但這法就極有可能會無效，因為這就違反了美國憲法的精神。就算是‘依法殺人’，都極有可能要負上刑責！

事實上，美國不乏法例或案件被判定為違憲而無效的例子。憲法就是基本大法，代表著全國人民的共識，有些國家的入藉誓詞還包括效忠憲法的章節。

是次原審法官的觀點，就是香港的電訊法例，違反了基本法內規定的言論自由的基本原則。大氣電波乃有限的公眾資源，所以政府有必要加以適當的分配。但發出有關電台牌照的條件，應是公平和公開的，條件可以很嚴格，但就必要切實可行，當有關申請者乎合有關條件，便應獲得有關牌照。

理論上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有出版自由的，任何人符合報社的條件，都應可辦報。但申請報社牌照的條件包括要有公司擔保（俗稱舖保），但自公有制的推行，公司在國內經已不存在，這等如根本不會存在合法的民營報社。

明顯地，這便是違憲，在開明的社會必受到嚴重的挑戰！當然，我們是可以修改憲法，取消對國民言論自由的保護，但除了一些極端的獨裁者外，又誰敢這樣直言呢？

香港政府的電訊條例，基本上就沒有清晰條文，說明電台發牌的步驟和條件，這便足以構成違憲！

另一著明例子便是德國有法官於二次大戰時，‘依法’把猶太人送進集中營，戰後便成為了戰犯，他自辯時便堅持他是‘依法’辦事，何罪之有？但問題就是這些法律，嚴重違反自然公義，就算是十億人投票，要殺死一人，按自然公義的原則都是無效和違法的！希特勒可制定法律，把猶太人送進集中營，但這有違自然公義，執行者就全都要負上刑責！

再一次，法律並不是‘常識’的想當然，特別是普通法，並不如一些電視法律節目，找個別律師說這該是怎樣，那又該是怎樣，特別是新立的法例，很多時都要有案例上訴至終審法院，才能在很多法律觀點上論定。單是在一個簡單化的環境，說一些想當然的結論，這已違反了普通法的基本原則！

若真的遇上‘官非’還是要盡快請律師，有必要時，還要多請一兩位，多聽不同的法律意見！

人命何價

有好友回應了《陪審團與包青天（二） 》，他對我對中國的人民英雄‘包青天’有負面的批評有所異議。

好友說得對，我的確是有點誤導讀者，其實我並沒有對‘包青天’作出任何價值判斷，這就是我經常說的，我們要在歷史場景（historical context）去了解歷史才算公道。

‘包青天’實在就祗是民間傳說，是人民對好官的投射。我們今天所說的普世價值，如人權、平等、自由等等……都不存在於中國歷史！嚴刑逼供，是理所當然的；一人犯法多人受罪的所謂‘連坐’，也普遍為人所接受。平等！？‘偉大領袖’就不是指導我們要按人的出身定其貴賤嗎？‘龍生龍，鳳生鳳，老鼠生子打地洞！’，人生來自由平等的概念，就好像從未在中國出現過！

一如我一直所說，法治就和科學一樣，問題並不出在中國，而是西方出了突變，人權、平等、自由等等，算盡也祗有幾百年歷史，但不論我們有任何價值判斷，這些突破性的概念，就推動了整個世界的發展。

中國的司法水平，其實一直都領先西方，就以清朝為例，其對刑法的嚴謹，實遠超今天很多地方。例如，按大清律例，死刑必需由六部覆核，六位高官在文件上簽署，便要對案件負責，最後還要由皇帝親筆鈎決，有一些‘名案’，例如甚麼‘楊乃武與畢秀姑（小白菜）案’，今人多以嘲笑態度視之，但想深一層，我們便可發覺清朝對死刑是何等的慎重！一雙‘證據確鑿’的死囚，還有這麼多的上訴（告）機會，對口供和證物居然有如此嚴謹的保護和保全，以至把死者屍首運京覆驗，更挑戰首次驗屍時所犯的技術錯誤，看來和今天很多地方的司法水平比較，就先進十萬八千里呢！

本來，我並不想這樣比較，但事實正是如此。今天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採用二審終審制，就算是死刑，一審結案後就祗可向上一級法院上訴一次，有些還是在極短時間內（甚或同日）進行上訴，上訴也可能在極短時間內駁回，人犯便可能會立刻押付刑場槍決，類似‘楊乃武與小白菜案’如此慎重和曠日持久的上訴，就絶無發生的可能。

人命何價！？

陪審團與包青天（二）

上文提到陪審團祗應考慮法庭上控辯雙方所提出的證供，而不能自行加入其他資料，就算這些資料個別陪審團確信為真。

這就與一般人印象中的法律有很大分別，明知某人是罪犯，但若按上述原則，可能便要放走他，這樣的判決，又豈是正義之舉呢？

但問題的核心在於，若陪審團考慮法庭以外的資料，當事人不就是連辯白的機會都沒有？就以上文的‘弱女打刧壯漢’為例，陪審員可能因外型或其他因素而斷定被告是位‘弱女’，但原來她是柔道黑帶八段，這便是辯方律師不提出的背後原因，若他一提出被告是位‘弱女’，那麼，控方最少可以盤問其是否懂任何武術，她便不可以不回答。

上文我說到法官好像位老師，教陪審員如何去判案，但實情並非這樣簡單，在法庭上的一字一句，都會有精確記錄，法官所謂的‘引導’其實是極度‘官腔’的，原因就是這將會是上訴的重要理據，若法官的引導犯上任何技術錯誤，‘錯誤引導陪審團’便是上訴及推翻判決的極佳理據！

同理，陪審團若以個別成員對法律的理解作為判斷原則，這也是極嚴重的問題！若他的‘個人理解’有誤，控辯雙方就再無辯白機會了！

我們常把法官比喻成球證，球證在球賽中執法，應不偏不倚，不能偏幫其中一方。這個應是大家都認同的概念。那麼，法官執法又是否該不偏不倚，不偏幫任何一方呢？我想很多人都不是這樣想。特別是香港的‘低能編劇’，在他們的筆下，公正的法官是應偏幫‘正義’的一方的！

問題就是用甚麼標準來定那方是‘正義’！嫉惡如仇？那麼便是偏幫控方了。為‘無辜’的被告申冤？這便是偏幫辯方了。

中國歷朝的律法雖有不同，但大原則都是行政、執法和司法權都落在同一官員身上，當一地知府‘千辛萬苦’追捕到一犯人，你還相信有不偏不倚的審判嗎？中國人有所謂‘生不入官門，死不入地獄’的說法，原因就是不論是非曲直，若惹上官非，就所謂‘唔死都重傷’，你被官府捉去，又再由官府審訊，你還有不重傷之理嗎？

‘包青天’便是一種民間對官的神話化產物，‘包青天’就是會很例外地‘偏幫’犯人，為犯人調查及申冤，在今天的開明地區，人就是該有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，警察（不是法官）該公正調查和搜集證據，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。但‘包青天’的故事就是發生在宋朝！

但‘包青天’式的概念，卻深深藏於每個中國人的心底，前一段時間，我在一個隅然機會看了半套甚麼‘老婆大人’的電視劇，其編劇筆下的‘正直法官’就是要參與調查，居然在法庭上說要查這個、查那個。我的天！這是警方和檢控官的責任，法官無權干預。她已再不是球證，而是下場踢球的球員了！在實行普通法的地區，天理不容！

鄧小平就堅持中國不會行三權分立制，雖然，三權分立並非走向現代化的必要條件，但如現在中國的行政、執法和司法權都集於相同的人或機構上，要我相信其判決是公平中立，就實在有違我的理性思維了！

官員的私德，本就可以和政府行為分開，但市民是否對司法制度有信心，才是問題的核心！若鄧玉嬌案發生在香港，可能並不會弄出如此嚴重的風波，因為香港人尚會相信，政府可能會包庇一些犯小錯的官員，但說到如謀殺強姦等嚴重罪行，就誰都包庇不了，司法程序一經啟動，整個審判還是會公平、公正和公開的！案件不發生也發生了，若調查和審訊都是公平的，問題也會漸漸淡出。

陪審團與包青天（一）

涉嫌暗殺李柱銘案終開審了，被告的控罪為‘攜帶槍械及彈藥意圖犯可逮捕的罪行，及無牌藏槍’這終解開了我在《民事與刑事（一）》提出的部份疑問，最少，他並沒有被控‘意圖謀殺’．

但更值得留意的一點，就是法官提醒陪審團，由於傳媒經已廣泛報導有關案件，陪審員應完全忽略傳媒的報導，他們祗應，亦祗可考慮法庭上所提的證供．更不可自行搜集資料！

這就說明了一個普通法的重要概念，這就是我在《程序公義（一）》提到的‘程序公義’，陪審員祗可考慮由控辯雙方所提出的證供和證據，除此以外，就不可加入其他任何的考慮！

例如，一個弱女涉嫌打刧一個武功高強的壯漢而被送上法庭．本來，辯方應以這弱女既無武器，又打不過壯漢，怎會成功威迫壯漢交出錢財，並迫令其脫光衣服呢？這就一點都不合理，就是控方證據的疑點，按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，這便對弱女有利．按常理推斷，亦該如此．

但是，假若辯方並沒有提出上述論點，理論上，陪審團便不能考慮，這便是陪審團不可自行搜集資料的一個引申！這還了得，明知這不合理，但又不可考慮，這是甚麼邏輯呢？

其中一個背後的理念，便是權力分立的原則，執法機構負責搜集證據，檢控官負責刑事檢控．而辯方律師便負責挑控方證據的疑點．陪審團就以‘常識’在法律的框架下考慮控辯雙方提出的證據．而法官就負責保持控辯雙方的辯論都合乎法律程序的要求、引導陪審團、若陪審團裁定被告罪名成立，便負責量刑！

上面提到的‘引導陪審團’便是一個重要的法律程序，曾有一‘低能電視劇’，說一班陪審員準備作退庭商議，大部分成員都似乎未商議已有定論，獨一人排眾議，便被令另一成員責令：‘你懂不懂法律的？’香港的規定我並不能完全肯定，但在美國（若不是原則上禁止的話，也是極大部分的州的法律）法律專業人士是禁止當陪審員的．因為，陪審員就是要用‘常識’而非法律專業知識來作判斷，這是對純技術性辯論的一種平衡．但又要陪審員不偏離法律原則，理論上，便要靠法官的引導了．

法官會於陪審團退庭商議前，對相關的法律觀點和判決原則，指導陪審團，例如，謀殺案的審理，法官就要指明被告無需證明他沒有殺人，任何控方證據的疑點利益都會歸於被告，又會說明謀殺的定義，和要判定罪名成立，需符合的條件．由於，謀殺案是可改判為誤殺的，法官也要說明有關改判誤殺的條件云云……

個別陪審員就算熟讀法律條文，理論上，都祗能應用法官在引導時所列舉的觀點和原則，就算法官所引述的條文或原則有誤，陪審團也要照跟從！

明明弱女打刧壯漢不合理也不可考慮，法官引述的法律觀點明明有錯也要照跟，這還有公義嗎？

這樣規定的背後理念，下文再討論！

自欺欺人

有一次，我聽到一位高談闊論的長者說：‘糖尿檢查好易過，祗要檢查前吃點藥便可以了！’

按香港法例，建築工程需定時向化驗室提供三合土樣本，以測定其強度是否符合規格。但幾年前，就有電視台拍攝到工人為樣本‘特別施工’，還說是該這樣做的！

我不熟悉建築法例，並不能完全確切的說。但按常理推斷樣本就是樣本，向樣本‘特別施工’其實經已是造假和瞞騙行為，參與人士可能經已干犯了刑事罪行，但整個地盤都視這為理所當然的！

地盤造假，先不論是否合法或合乎道德，但都是利益問題，尚可以理解。但就連糖尿檢查都要自行‘造假’就實在難於理解！若不想接受治療，為甚麼又要花錢去做檢查呢？難道在檢查時造假，得出一個合格的讀數，就代表解決了問題嗎？

可能我們不獨喜歡‘拜神’，還喜歡拜‘數字’，身體檢查的目的並不在要了解身體的真實狀況，而是要追求一個數字！

我們可能經常會以數字來‘騙人’，但有趣的是，漸漸，我們也自欺起來！

有時，我們對‘數字’的迷信，已達極度的非理性。例如，不論是否肚餓，都必要準時進三餐，還有很多人說，不肚餓也要吃！又甚麼定時進食是好習慣云云。

有所謂‘奶粉罐治嬰兒’的說法，奶粉罐寫道：‘每次四安士，每四小時一次’。不論嬰兒是飽是饑，都必要是四安士，也就算嬰兒睡得正甜，都要弄醒他吃奶！

不否認數字是會有參考價值的。例如，沒有照顧嬰兒經驗的人，便可以奶粉罐上所載的份量試試，但若嬰兒吃了大部份便不想再吃，有必要‘強迫’他全吃嗎？又或嬰兒的胃口很好，為甚麼不給他多一點呢？同樣，睡覺就比吃奶重要得多。有必要四小時吃一次嗎？

住在都市的人，根本就不會吃得不夠，少吃一兩餐不單不會死，反會對身體有好處！一日三餐，令人鮮有餓的感覺。上次，你是何時感到肚餓的呢？肚餓時吃東西才是我們身體的設計。

有人問禪師，禪的最高境界是甚麼，禪師答：‘饑時食；疲時睡。’不要以為這很易，你能做到嗎？

皇恩浩蕩

我曾看過一集‘包青天’，一個犯人經過千辛萬苦，受盡酷刑，最後‘包青天’終還他一個公道，他便在公堂上，謝主隆恩！

按廿一世紀的普世價值，人就是應有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，拿回些本來屬於自己的東西，還要多謝拿走這些東西的人，這是甚麼的邏輯呢？事實上，不單不應感謝，在這集‘包青天’內，明明就是官員有嚴重的失誤，而官員代表皇帝，若在現代開明的社會，不單不應多謝，若有足夠刑事證據，當然要刑事起訴涉案官員，就算沒有足夠的刑事證據，也應紀律處分，而且，還應向上問責，政府至少都要向受害者道歉賠償，甚或引咎下台！

當然，‘包青天’的故事發生在宋朝，所謂‘雷霆雨露是君恩’，‘君要臣死，臣不死是為不忠’。當時，不論皇帝和朝廷做了些甚麼，都永遠是對的！官就是官，民就是民，官是要講官威的，不威逼一下民，又何來官威呢？民告官，宋朝的律法我就不大清楚，但按大清律例，就算得直，也要發配三千里。

不要想這些事情祗發生在一千幾百年前，前幾天，鄧玉嬌案審結，她獲得釋放。她便在法院外感謝共產黨！但問題是涉嫌強姦她的，最少有兩名官員，在國內，官就必是共產黨員，黨員做出這些卑鄙無恥的行為，最低限度，黨是否也應負上道德責任呢？更何況，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，涉案人士就是使用著由共產黨而來的公權力去犯案！審訊涉案者、追究包庇官員、以至向事主道歉賠償都來不及，又談甚麼要事主感謝呢？

很多人批評外國人的性觀念太開放，常常亂搞男女關係！這可能是事實，但請想想，若外國有官員，以公權力強姦民女及後還發生包庇情節，這就隨時會拖垮整個政府！不要說強姦，克林頓祗是在你情我願的情況下，在白宮和女見習生發生非性交的性接觸，貴為總統的他，也逃不過大陪審團的窮追猛打，這便是美國了！

若以相同標準量度‘偉大領袖’，以一日最少兩次，少說都有廿年來計算，那麼‘偉大領袖’就不是最少都要接受萬多次審訊嗎？

不會的，‘偉大領袖’做過甚麼，害死了多少人民，如何傷害中國文化，甚或，把我們變成與整個世界為敵的魔鬼，等等……一切都不重要，更不用說亂‘性’了，最重要的是他是‘神’，既然是神，那又何須計較他做過甚麼呢？拜關帝的人會清楚知道關公的歷史嗎？同樣，要拜‘偉大領袖’當然不用知道他的所作所為。中國人就是要‘拜神’！就是要‘拜魔’！

法律與公義（二）

上文說到有兩則近期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上次說了‘緩交少女’事件。今天，我便說說另一則，這就是一輛小巴所引起的嚴重交通意外。

以前，當我站在斑馬線前，大部份汽車都會停下，讓我先行。按交通法例的規定，司機必需慢駛通過斑馬線，遇有行人過路，特別是汽車尚未駛入‘之字線’，汽車便應在斑馬線前停下，讓行人過路。

回歸後，我感覺到的一個明顯改變，就是香港駕駛者的駕駛態度。現在，很多駕駛者根本就不會在斑馬線禮讓行人，我便曾有在斑馬線前久等的經驗！我曾說過，‘法律’應該是用來管‘大是大非’的問題，日常生活的很多事情，我們未必要事事求諸於‘法律’解決！嚴格來說，在斑馬線不讓行人，經已干犯了交通法例，但執法就比較困難，一地之文明程度，便可從這些小節中反映。讓與不讓，實際就是道德和修養的問題！

又例如，有一次，我到一甲級商廈裏的餐廳進餐，出入這些商廈，本來就有一些不成文的行為守則，例如，在繁忙時間，大家都會自覺地讓先來者先用升降機，但這次，便有位少年，走在眾人之前，我輕聲提醒，但有一男士就以我不能完全聽懂的語言（註）反駁，大概意思是‘這是個講機會，講醒目的世界，我的兒子可爭取搶入電梯的機會，這就是他的本事，排你X的隊！’香港再不是以前的香港了！

很多時，看似是小事的東西，實在是會引起極嚴重的法律後果的。違反交通規則便是一個好例子，就如是次的嚴重交通意外，司機便可能要負上嚴重的刑事和民事責任！又例如，有一次，我在光天化日的鬧市，發現一輛類似跑車的體物，居然衝紅燈奪塵而去，附近沒警察，沒有做成交通意外，有關司機便‘自由自在’，但若發生交通意外，這司機便極有可能會被控‘危險駕駛’，這便是嚴重的刑事罪行，若有人死亡，其控罪便有可能是‘危險駕駛引至他人死亡’，甚或是‘誤殺’，入獄機會極高！

按香港的交通規例，小路是必需讓大路的，不同的路口還會有進一步的規定，例如塗上雙白線的路口，小路出大路時便一定要停車，看清楚後，才可駛出。就算肯定大路無車，也必需停一停！但現在，很多司機都不再理會這規則了，一見大路無車，非但不停車，相反，就加速以找住機會！可能如上面的男士所述，懂找機會，才是‘醒目’！有傳媒跟進，是次意外後，出事地點的路口，大部份司機仍然都是不按法例停車的！

當人犯錯時，總會想自己是不會出事的，一次又一次的衝燈，一天又一天的小路出大路不停車，漸漸便會當成是理所當然的！到有意外發生時，有人還會把責任歸咎於運氣，甚或是其他人。但就算當事人懂自省，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！人命的傷亡是怎樣都不可回頭的。

但若把這問題的責任，全都放在駕駛者身上，也有不公平之處，下文再討論！

註：我不想強調這位男士的國藉，但由於我真是不能全懂他的語言，我有責任說清楚，整件事就有可能是語言的誤解而已！

責任

有一次，我看到一部以二次大戰為背境的日本卡通，受到美軍轟炸的日本人說：‘要炸便去炸這些野心家，為甚麼要來炸我們？’

日本藝術家的功力非比尋常，這是多麼感人的控訴！但冷靜的再想下去，若這邏輯成立，是不是人民就不用為國家的集體行為負上責任呢？

在某程度上是正確的，正如我曾說過，一個軍人以代表國家的身份上戰場，而又遵守戰場上最基本的行為守則，他個人便無需負上刑責。但國家是人民的集體，當國家犯錯，個別人民，至少在道義上，就可獨善其身嗎？

銀行委託所謂‘收數公司’追收欠債，而這些收數公司可能會以‘邊緣方法’追數。十幾年前，香港的銀行便會辯稱，他們是把有關帳目賣給這些公司，這些公司如何處理，便與銀行再無關係了！但真的沒關係？後來，我都不攪得太清楚究竟是立了法還是修改了銀行的監管規則，香港的銀行再不可以這理由推卸其法律責任了！

我祗是問，當這些日本平民喊叫美軍為甚麼要轟炸他們時，又可有想過，他們又做過甚麼去阻止日本政府去屠殺呢？又有做過甚麼去阻止日本政府去進行人體醫學實驗呢？……當知道日本皇軍大量屠殺死他國平民時，是感痛心疾首，還是上街慶祝，大呼‘天皇萬歲’呢？是鄙視這些殺人如麻的皇軍，還是當他們是英雄呢？

當然，有人會辯稱，當時日本人的思想尚在擁護皇權的封建階段，那會想到‘造反’呢！既然不反對、不造反，甚至是拍掌慶祝，高呼‘天皇萬歲’，把皇軍奉為英雄，便好好接受其後果罷。人是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！

嚴格來說，當時是有少量的有良心的日本人，就因為‘反政府’而被殺和監禁！但他們得到普遍的日本人民支持嗎？

對社區，對國家，每個人其實都是有集體責任的！在佛家，這便叫‘共業’。其實，也不是甚麼難理解的概念，例如，‘淫賤聯’壞事做盡，但又因為政治理由和對社區的小恩小惠，每次選舉都必有‘鐵票’，投下這些‘鐵票’的人，其實就要為日後的問題負上責任！

最近的‘正生書院’事件便是一個好例子！‘淫賤聯’聯同‘鄉事派’阻止‘正生書院’建校！當然，‘淫賤聯’不去打壓弱勢社群，我才覺得奇怪！但更有趣的是，有居民在phone-in節目內訴說不是全部居民都是自私自利，不顧社會公義的，也有支持‘正生書院’建校的！

說得真好，日本和德國在二次大戰時，都是有反政府人士的。這些支持‘正生書院’的居民可有站出來嗎？答案非常直接：沒有！

但更重要的，民主的概念就是，選民投票後，便在任期內委任被選者為代表，若被選者的言論、行為有問題，選民便應提出罷免，就算未能罷免，下次選舉時，也應以選票去說清楚自己的立場！

不會的，‘鐵票’就是‘鐵票’，‘鐵票’就是祗問立場，不問是非！

當閣下投下給魔鬼的一票時，閣下便是魔鬼的重犯！魔鬼就是代表你去作惡！下次選舉時，誰把票投向在‘政績’內寫著‘成功反對正生書院建校’的人，便等如認同和支持‘反對正生書院建校’！不要說投票祗是因為收了‘淫賤聯’的禮物包，甚麼也不知道，甚麼也不用負責！

一個殺人疑犯在法庭自辯時說：‘我那有殺死他，他是被子彈所殺的！’

法律與公義（一）

最近有兩則港聞引起了我的關注，第一則是一名緩交少女，被警方‘放蛇’拘捕。

案中被告在網上‘結交朋友’，進而相約進行肉體交易。按香港法律，兩個成年人間的金錢肉體交易，並不觸犯法律。有關警察就是相約這少女，然後，誘使她說出性交易的價錢，就以‘引誘他人作不道德行為’罪將少女拘捕及落案。

‘引誘他人作不道德行為’的立法精神，其實是針對‘企街’做成的滋擾，當‘企街’纏擾過路男子，警察便可引用這罪名將其拘捕及檢控。但警察主動在網上結識‘緩交少女’，又相約見面及問價，繼而以這罪名檢控少女，又是否有違立法原意呢？

有人會說，少女出賣肉體，難道我們便應袖手旁觀嗎？警方‘放蛇’而將之拘捕，實在是救她出火坑，又有甚麼不妥呢？

這便是‘合法’和‘公義’的分別．舉個例子，閣下是位奉公守法的人，但為了一些原因，例如，你娶了某高官的女友為妻，於是，高官運用權力，派一隊警察廿四小時跟蹤閣下。於是，你一天內被控五次違規過馬路，三次沒用紙巾包妥痰涏而抛棄，還有家中冷氣機滴水……

這些檢控都是‘合法’的，但又是否合符‘公義’呢？

長久以來，香港警方都用‘查牌’來打擊‘社團活動’。是這樣的，在香港經營娛樂場所，要拿各式各樣的牌照，例如在場所內，若有酒精飲品出售，便要申領‘酒牌’，‘酒牌’的發牌條件包括，警方或有關部門，可於營業時間內，到有關場所檢閱有關牌照，而無需申請法庭命令！

有關規定當然合情合理，但若一晚查牌多次，有關場所還可正常運作嗎？由於有不少娛樂場所都是‘社團’的收入來源，當警方有需要向‘社團’施壓時，查牌便是其中一道有效的板斧！

打擊‘犯罪份子’就是個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但你千萬不要‘被打成犯罪份子’，例如，請要對警察必恭必敬，又或不要成為高官或警察的情敵等等……

九七後，香港掃黃的力度明顯加強，這實令人擔憂，特別是如‘一樓鳳’或‘緩交少女’等，基本上都是合法的，警方便要鑽盡法例的空子，以其他條例的漏洞，作技術性檢控，這經已是個嚴重的公義問題。更不要說這些存心欺壓，甚或是要享受‘霸王餐’的害群之馬。

公義的維護就有如一條堤壩，堤壩防水，是不會在短時間內完全崩潰的。崩潰就是由小缺口開始，若不治好小缺口，這些小缺口便會被流水越沖越大，最後，便會弄到土崩瓦解。希特勒就不是由打擊妓女，盜匪開始，當國民拍掌稱慶時，打擊面便逐步提升，漸漸包括了同性戀者，再是宗教異端……最後便是對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。

有受害者後來反省道：‘當我看見這些“壞分子”被打擊時，我也覺興奮，但萬萬都想不到，後來我也變成被打擊的對象！’

若社會真有禁絶賣淫的共識，便請堂堂正正修改法例罷！當然，成功機會極低，因這實有違廿一世紀的普世價值。若我們容許甚或鼓勵警方鑽法律的空子來執法，特別是打擊弱勢社群，我們就是走上了以法律欺凌弱小的‘不義’之路。今天，你可為拘捕‘緩交少女’而拍掌，說這是甚麼維護道德，甚或是拯救這些少女。他朝，若你變成打擊對象時，便不要問，為甚麼沒有人站出來，為你爭取‘公義’！

另一則引起我關注的新聞，下文再討論。

證據（二）

上文說到電腦文件處理系統，若把文件掃瞄後，而銷毀正本，到有法律訴訟時，這些電腦圖像，還可以呈堂作為證據嗎？

普通法就是有不成文法的特性，就是以案例和一些原則去判案，但若全部都是不成文法，處理上便會過於繁複，所以，仍有成文法部份，把一些經常要處理的問題，以嚴謹的法例寫出，當進行了立法步驟，便要按成文法行事．

普通法難就難在這裏，專業法律人士，既要熟悉普通法系的邏輯，熟讀經典和新加的案例，又要注意新立的成文法．

由於立法是個漫長的過程，成文法就普遍落後於社會的發展，特別是落後於科技的發展，當新科技出現後，長時間都不存在相關的成文法條文，等到立法後，這科技可能經已被淘汱（obsolete），就以文件處理系統為例，早期，出現了微型菲林系統（microfilm system），但按我記憶，就有一段時間都沒有相應的法律，到相關法例的立法程序完成後，微型菲林便離淘汱不遠．

成文法不說了，若在成文立法前，有關事情的法律地位便會按普通法的原則所判定．又以文件處理系統為例，普通法的原則就是‘最佳形式’（best possible form），簡單來說，若正本尚未銷毀，就必需向法庭出具正本，但若正本經已銷毀，最清晰的副本便可呈堂，作為證據，當然，另一方可以偽造或其他理由加以反對！

有人會認為，若一方不能提供正本文件，另一方便可否認文件的真確性．我的理解便沒有這麼簡單，因為在法庭作供前，證人必需宣誓其證供是事實及事實的全部．若兩個在生的人對簿公堂，一方提出影印或電腦副本的文件，而另一方反對，那麼，就必然要說明有關文件仍偽造，但若這文件並非偽造，證人便可能干犯了‘發假誓’又或‘蔑視法庭’罪，後果，可能非常嚴重．再者，不是說反對便反對，反對也要提出理據的！

但更複雜的問題就這些祗是原則上的推理和想法，到真正的訴訟時，當然先要考慮相關成文法和案例．例如，香港近年便以成文法保障電子簽署的法定地位，這便可能與普通法的原則有所補充（甚或有所違背），若單以為認識了原則便可放諸四海皆準，就有極有的問題．

今天，我們習以為常地認為‘店舖盜竊’仍刑事罪行，但事實就是兩百多年前，普通法祗把‘店舖盜竊’視為商業糾紛，就是兩百多年前的一個案例，‘店舖盜竊’才變成刑事，有關受害者，才可報警求助．否則，店舖就祗可請律師在法院提出民事訴訟（若果可找到這人的話）！

朋友經常聽我講法治，特別是普通法的重要性，就以為我在說普通法是完美的．這個便有如我經常講民主，但我並不相信民主是最好一樣．每個制度都必然有其問題，我並不相信完美制度的存在．我們祗是無辦法中的辦法，選擇問題最小的制度而已．

普通法的嚴重問題，就在於高度的技術性，其理念經已遠超‘常識’．實際的訴訟便一定要由專業人士進行，成本就極高！例如，要列舉案例間的類似性，就絶非常人可辦到的．但不考慮案例，又如何為判案和量刑定立標準呢？在國內，便經常有類似的‘罪行’，量刑便可能有極大差異．例如，同樣是洩露國家機密，若干犯者是外國人，其處罸便極可能是‘遞解出境’，但若是國內人，就可能判上十多年的徒刑，甚或是死刑．由於不能參考案例，祗能由法官（審判員）主觀地判定為‘情況輕微’或‘情況極之嚴重’，其量刑便可是釋放或死刑！

反觀香港法院的判詞，量刑便極為技術性，一般都會寫明量刑基於案例或其他指引，以甚麼為起點．例如，某人在鬧市持自動步槍行刧，法官便會按類似的案例為參考，說明判刑起點為監禁二十年．但再會考慮其他因素，如犯人在作案時特別凶殘，多次向人群掃射，以阻止警方的追捕，雖然未做成傷亡（否則便會加控傷人或謀殺），但就為此要再加兩年的監禁，如此這般！

但有關犯人，便可以技術理由上訴．上訴時，他可能不爭論他是否有罪，他就是說法官的判詞有技術性錯誤，例如，持自動步槍向人群掃射，又怎會不做成傷亡？除非，他根本沒有傷害途人之意圖！如此種種，便是減刑，甚或推翻原判的理據．有時，甚至是法官的手文之誤，又或用字略有偏差，也會成為推翻判決的理據．所以，法官在撰寫判詞時，必需字字小心，不能讓辯方挑出任何毛病！或更準確的說，整個訴訟過程都必需非常認真嚴謹，因為任何錯漏都可能是關鍵性的！

那麼，法官和律師便要拿極高的工資！法律訴訟是極度昂貴的！

證據（一）

有位好友擔心父親離世後，兄弟姊妹間會因遺產而起爭議，他問該預備些甚麼法律文件才可避免爭拗。

首先，我必需澄清，我並不是律師，甚或未在學校裏修習過香港法律，一切我所說的，都祗是經驗和道聽途說的材料。再一次，法律並不是常識，而且經常出人意表，特別是普通法，就算是律師，不是其專長的科目，可能都沒有多大的發言權。

但好友閒談，我都可以在‘常識’層面說兩句，我的直接答案就是，要爭議就是必然可以的，預備甚麼文件都不能完全避免。

問題，很多時都不能單從字面去理解，先父先母就從沒有立下任何形式的遺囑，因為我們三姐弟就根本就不會起任何爭議！問得這問題的，爭議的可能性就經已存在。一般人會簡單化的認為，生前立下一份遺囑，不就是會解決所有問題嗎？

普通法永遠就不是常人所想的簡單，一個重要及基本的問題，就是普通法考慮的是事實證據，‘事實證據’是相對於大陸法的‘道德證據’而言。就以現時的城中熱門話題：‘小甜甜遺產案’為例，一方是個人（風水師），另一方是慈善基金，若按中國傳統思想，這還有官司嗎？就算在今天，很多人都會想，‘吃了’如此大筆善款，死後就必定要下地獄。

死後會不會下地獄並不在法律管轄的範疇，除在量刑時，‘道德’並非法庭該考慮的事項，現在就是雙方都持有‘小甜甜’的遺囑，而‘風水師’所持的遺囑其日期較後，理論上，後立的遺囑是會取代先前的遺囑的，若是這樣，‘風水師’便應勝訴，至於這是否合符道德，這就並不是法庭該考慮的事。

這又還有甚麼官司呢？問題就並不是有了一紙遺囑便完事，由於講求事實證據，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證據，相反，任何證據都可被推翻。常人可能想，若這遺囑是‘小甜甜’親筆簽署的，不就是成了嗎？核對筆跡，便就一清二楚了！可是筆跡核對並非精準科學，永遠都祗是旁證而已！下週雙方都會傳召筆跡專家出庭，我預測又是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。

就算，這遺囑確實是‘小甜甜’親筆簽署的，也未必能就此了斷官司，例如，她是否在威逼下簽署呢？又例如，她簽署時神智是否清醒等等……都是法庭需要考慮的！

是次，就引出‘風水遺囑’的說法，所謂‘風水遺囑’就是宗教儀式的一種‘道具’，於是就必需要‘小甜甜’親筆簽署，若這是‘風水遺囑’，那麼‘小甜甜’的本意便不是真的把遺產留給‘風水師’，‘風水師’便可能敗訴。

但是，一切都不是確實證據，筆跡、‘風水遺囑’等等，永遠都會是見仁見智的！於是，訴訟就要依靠更多旁證，例如，‘風水師’要證明‘小甜甜’確實有把遺產留給他的意圖，便辯稱他並非‘風水師’，他的真正身份就是‘小甜甜’的親密男友，‘風水師’就祗是掩護而已。他們發生了一段‘有性有愛’、精神加肉體的‘愛情’。為了證明這點，他便拿出多箱‘小甜甜’送給他的禮物，和他們的密（蜜）照。

密照都可作為呈堂證據？誰說不可以，按普通法的邏輯，任何東西都可以是證據，祗要這些東西可以證明某個法律觀點，法庭就有可能接納為證據。

多年前，電腦文件處理系統漸漸成熟，可以把大量文件收藏於電腦記憶媒體中，而省去大量的文件貯存空間，翻查就更加方便無比。但就有人質疑，若發生法律訴訟，單靠電腦圖像而沒有正本是否可以成為呈堂證據呢？這問題並不容易回答，但就說明了普通法的一些重要概念，下文再續！

民事和刑事（五）

上文說到一些關於民事和刑事的基本概念，今天，我便繼續討論好友們提出的問題。

四．法律是否有利有錢人？

某甲於大戶人家任職家務助理（工人），有一次在打掃時不小心打爛了僱主的明朝古董磁器，僱主說這價值超過千萬，要某甲為他打十年無工資的工以作償還！還說這已極度便宜了某甲。

不要說其他人，有一段長時間，我都會以為這是天經地義的！弄壞了東西，當然要賠。直至幾年前，我開展自己的辦公室，在顧用員工前了解一下香港的勞工法例，才發覺僱員因疏忽而對顧主造成的損失，其賠償上限就僅為三百港元。這即是說，這工人祗要最高賠償僱主三百大元，不論這古董值多少，就已視為完成所有的民事責任！

普通法就是有‘鋤強扶弱’的傾向，民事訴訟的雙方雖然應視作平等，但法例就經常會‘偏幫’弱者，例如，工人的工資索償的條件就極為寬鬆，就如我在《民事與刑事（二）》所舉的例子。又如若僱員因工受傷，僱主便要負上賠償的全責，相反，僱員因疏忽而導至顧主的損失，賠償上限就僅為三百大元而已！

當然，在雙方地位平等的基礎下，法律，特別是民事訴訟，就是一場戰爭，資源就是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！若有人為了‘意氣’，願意花一千萬來索償一萬，我就勸你還是快快付了這一萬比較好，否則，敗訴後你的債務隨時會是一千零一萬！

五．外國，特別是美國，政府都經常使用民事程序，香港的律政司使用民事程序又有甚麼問題呢？

這就是一個誤解，美國政府的確採用不少民事程序，但大部份民事程序都是用於和金融或證券有關的訴訟上，沒有人強迫你參與股票或金融買賣活動，參加了，便要受法律的約束。美國的金融管理條例，就是以苛刻聞名於世！便曾有震撼的‘家政天后’因內幕交易而要下獄的例子。又有香港的李國寶要罸款數百萬美元，而且還不可否認曾犯法的案例！

當然，美國也流行伴隨刑事程序的民事程序，例如有人被控謀殺，這當然是刑事，不論他能否被定罪，苦主仍有啟動民事程序的可能。由於刑事案件需要毫無疑點的證據，定罪是比較難的，但民事沒有這要求，經常就出現可逃過刑事程序，但就於民事程序敗訴的情況！

但政府用民事程序去處理遊行示威，便肯定是不義之舉！

總結這幾篇文章，法律就絶不是‘想當然’，若真的遇上法律問題，務請咨詢律師意見，甚或要自行做好研究工作。更加千萬不要把甚麼‘法律’，甚麼‘告你’掛於咀邊，這有可能會嚇倒一些弱者，但對稍具法律常識的人來說，這些口口聲聲說要‘告人’的人，通常都祗是‘門口狗’而已！

危機處理

上文說到女星被勒索五十萬，她願意付款，但就是擔心這會是個永不斷尾的無盡苛索。江湖大佬便向她獻計如下：

首先，向警方報案，說收到勒索電話。女星質疑，若事件爆光，這豈不是她演藝事業的終結，而且她更會‘無面見人’，絶不可這樣做的！

大佬說並非她所想的，他會找一個人，致電勒索她，這場戲是會做得很專業的，警方會在‘千辛萬苦’的追查下，才可拘捕這疑犯，疑犯會在警方的迫供下，承認他用黑房技術合成女星的裸照，還會供出參與的黑房技師，最後，兩人便會齊齊被法庭定罪和受刑！

當然，這並不是免費服務，其洗費也要幾十萬，但當傳媒廣泛報導後，所有該女星的裸照，都會變成是以黑房合成的假貨，以後拿著真裸照的人，都奈不了女星的何！

完美計劃，非也！問題就是這是非法行為，女星最少經已干犯了‘防礙司法公正’ 罪，而且，又至少多了三人知悉內情。特別是這‘江湖大佬’，他會是個‘善男信女’嗎？若女星和‘大佬’一直保持良好關係，可能問題還不太大，但關係是要用物質、心力以至美色來維持的，‘大佬’若對女星提出任何要求，女星還有拒絶的餘地嗎？可能這事的最大得益者，就是將會財色兼收的‘大佬’了！

危機處理的第一步，就是要分析形勢，特別就是清晰列舉出最差情況。就以女星面對的問題為例，最差情況就是相片爆光，影迷、家人以至男友都不能接納她，她要提早退休，隱姓埋名……不要說女星其他的身家和資產，單是省下這幾十萬，在當年經已可讓女星找一無人認識她之地，富裕地去過下半生。

在接受最差情況後，便可以制定改善方案，例如，坦白承認年少無知，犯下了錯誤，請求原諒，甚或當上甚麼‘宣傳大使’，勸年青人做事前要思考後果，不要‘一失足成千古恨’。再不是，就索性改變形像，當其性感艷星罷！

當然，這些都不是甚麼愉快的事情，但也不是壞到不可彌補。人最大的煩惱，就是不能理性接納，反而規避一些小問題，但就極有可能會弄出十倍百倍甚至是萬倍更嚴重的後果！

按我的評估，女星的情況本不至於是世界末日。相反，若她使用江湖大佬的方案，隨時就會弄到下獄，又或變成‘大佬’的‘搖錢樹’或‘性奴’，相比之下，那個後果較嚴重呢？

但不面對眼前的問題，就正是人性！

對《偉大警察》的回應

好友回應了《偉大警察》，原文如下：

『
>>除了如殺人、傷人、強姦、搶劫等等……的社會原則上不可接納的行為外，刑法便不應去管，又或規定量刑必需要極輕

嘻。半講笑搭句。

其實我好同情將「淫照」公開的電車男。他將只有有錢人才能俾得起錢欣賞的明星玉体與我們共享，惠及大眾。

反過來，佢俾人起訴，大眾沒有夾錢幫佢打官司脫罪減刑，實在有點忘恩負義。
（電車男已被定罪，刑期不輕，此外，更斷送前途。）

另外，我們也應該給苦主希哥與女星付版權費演出費。（佢好唔好意思收另一回事）

噫，這個塵世，好難言公道。

一笑。
』

好友的回應其實笑中有淚，港英政府一直推行愚民政策，香港人對法律觀念實在非常薄弱。或引用‘千古罪人’的言語，首先就是沒有必要教我們，再者，我們也未必受教！

我一向行事就有一個原則，就是‘凡警察會拉的行為，都要三思而行’。所謂‘警察會拉’就是刑事罪行！舉一個例子，從前，電腦軟件的侵權行為乃民事，電腦公司要負責搜集證據，和提出索償訴訟。這時候，我用不用翻版軟件就是道德考慮高於法律，因為軟件公司真是難於舉證和興訟的。

但幾年前，在公務上使用盜版軟件經已刑事化，現在，會不會使用翻版軟件便是法律考慮高於道德！

很多人行事前，都不清楚其法律後果，他們仍以想當然的態度去看法律問題。淫照案便是一個好例子，在網上流傳幾張相，但後果就極其嚴重。

講起淫照事件，不能不說一說當事人的危機處理失當。其實，當時陳先生祗要坦白承認這些照片為他的個人財物，他擁有其版權，便可發信到香港的主要網站和電訊商，要求立刻刪除有關照片，若有關機構不理會，便可向法庭申請禁制令！這樣便可迅速限制照片的傳播。而且，報章就不可再轉載，控制了印刷傳媒，有關事件的傷害性便會大大減低！

但人就偏向會以更大的大話來掩飾本來的大話，於是便會把問題越弄越大，外交和公關詞令，必定是廢話連篇，箇中充滿tautology的，但是，就算不是事實的全部，也絶不可以讓人拿到講大話的把柄。陳先生一開始便否認相片的真確性，便是極嚴重的問題，若這些相片並非他的財物，他又有何發言權呢？而且，一說大話，就會失去道德高地，所以，後來便有人把他稱為‘偽人’！他本是盜竊和侵權的受害者，但一否認，一講大話，他便成了‘過街老鼠’。

小時候聽過一個故事，故事中的主角的危機處理絶對是非法的，千萬不要學，但這就彰顯了適當的危機處理的重要性，我也在這裏引述一下，以供各位參考罷。但再一次，這做法是非法的，千萬不要學。

有人勒索某名女星五十萬，說手上有她的裸照。這女星找一位江湖大佬協助，大佬問這些照片是否真本，女星坦白承認，是她年少時因要錢週轉而拍下的。幾十年前，五十萬並非一個小數目，但女星表示絶對願意付款，但問題就是相片是可以無限複製的，後患，才是她最擔心的問題。

江湖大佬絶對同意，付款不是一個問題，但結果必然是，一次又一次的苛索，是永不斷尾的！

最後大佬便想出一個斷尾的解決方案，後事如何，下文再續！

睇相何價？

十多年前，有一新聞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，新加坡警方用了很長的時間搜集證據，最後便出動類似飛虎隊的特警，破門入屋，將‘犯人’拘捕。

‘犯人’被送上法庭定罪，被判罸款折合約港幣四十多萬！（當時，港元匯價高於人民幣，折合人民幣便是約五十萬左右）

他究竟犯了甚麼事？原來就是在網上觀看色情圖片！好像還有甚麼藏有花花公子雜誌（Playboy magazine）一本云云。

幾年前，我和太太到新加坡旅遊，到巴士站乘巴士，突然跳出了一位男子，對我們說：‘你們剛從巴士前面經過，經已干犯了嚴重罪行，應處以高額罸款，但看你們是遊客，還不太清楚我們的法律，這次就警告，下不為例！’

可能新加坡是很‘干淨’的，絶對可以和《偉大警察》中，‘偉大警察’讚嘆的‘干淨的天神村’相題並論！但對我來說，到一次新加坡經已非常足夠（若不是過於足夠的話）。

熟悉我的朋友，都知道我對色情圖片沒有多大興趣，也是一個就算‘萬里無車’，都會等交通燈轉‘綠公仔’才過路的人。但我無興趣看是一回事，但以刑法規定不可看就是另一回事！我更不能接受在巴士前面經過便是嚴重罪行。

當然，國際社會普遍認同觀看、藏有或發佈兒童色情圖片是嚴重罪行，其邏輯就是觀看有關圖片，其實就是支持不法份子拍攝及發佈。所以也是重犯！保護兒童，我絶無異議。但同樣的邏輯用於成年人，又是否合適呢？

若無限上綱，普遍被社會接受的眾多行為，都會變成嚴重罪行。佛家的因果就是講這個道理，例如，當你購買一件廉價產品時，你可有想過，為甚麼這產品可以這麼便宜呢？這就可能是一些‘無良’僱主，剝削工人以節省成本，按上述邏輯，你也不是這些‘無良’僱主的重犯嗎？

又例如，吃肉就是間接殺生，吃肉就是奪去動物的生命以滿足我們的食慾。還有食肉對環境做成極大的傷害，令貧窮地區的人餓死……再推下去，吃肉就是間接殺人！

再舉一個例子，吸煙不單危害個人健康，還污染空氣，令醫療開支上升，制造孤兒寡婦……再說下去，吸煙就是‘十惡不赦’（註）的大罪。那麼，中國十三億人，豈不是大部份都是‘十惡不赦’的罪犯？

我個人不抽煙，不飲酒，不吃肉，我就是有強烈的信念，這才是合乎‘道德’的生活方式。但我就反對以刑法來禁肉、禁酒、禁煙！我差點忘了，新加坡會視香口膠（口香糖）為非法產品，食香口膠不知又是否要入獄了（不，可能要打藤才有阻嚇作用）！還有，若祗進行口交（oral sex）而再沒有進行陰道交（vaginal sexual intercourse，coitus），在新加坡也視為嚴重的刑事罪行。新加坡政府就是由公共地方，一直管到最私隱的睡房！

當政府可以刑法操控道德，這就和‘自由的末日’祗差一線。可能我說在新加坡，自由經己末日並不太公道，但是否末日，就祗在當權者的一念之間！我就絶不希望我身處的社會，自由就祗決定於當權者的一念！

註：十惡不赦是經常被誤用的，我也故意戲言一下。其實，十惡是指十條大罪，干犯了這些大罪，就算是遇上如皇室喜慶，皇帝大赦天下，這些犯了十惡之罪的人犯，都會得不到赦免，就是所謂的‘遇赦不赦’。但這十條大罪，大部份都和皇權和封建思想有關，今天，很多都再不是甚麼。特別是最嚴重的頭一條：‘謀反’，若在民主開放的社會，不就是可以合法地，數年進行一次嗎？又如‘大不敬’，今天合格的傳媒，就是要天天都該‘大不敬’！

偉大警察

上文說到《IQ博士》裏的‘傻瓜超人’，我還有點意猶未盡，今次，我便再說一說故事內的另一角色：‘偉大警察’。

這個‘偉大警察’的名字我忘了，《IQ博士》就約在我高考時播出，我實在，也不是看了很多。這個‘偉大警察’非常有效率地拘捕一切‘罪犯’，他的理想就是要把所有‘罪犯’全數關進監獄！

好一個完美警察啊！但問題就是他並沒有量刑的觀念，可能‘天神村’（故事發生的地方）就根本沒有司法制度。‘偉大警察’就是不論‘罪犯’犯罪的嚴重程度，通通都是以拘捕和囚禁處理，一經囚禁便沒有期限！

一個經典場面就是‘偉大警察’站在露台上向外望，然後以充滿自我讚嘆的語氣說：‘我覺得天神村經已很潔淨！’實情就是全村居民，除了小雲外，全部都被關進了警局的拘留所，村裏再沒有一個人自由走動，當然也沒有‘罪犯’！

但‘天神村’的警局也不好辦，最嚴重的便是‘吃飯’問題，把人關進拘留所，警方便要負責他們的飯菜，這真是令人頭痛的問題啊！

人類越是野蠻，就越沒有量刑的觀念，對先民來說，事情就祇有對和錯，錯的刑罸就祗有死！有現代意義的文明，便把犯規分等級，小錯並不一定要死，漸漸，我們更發展出法律和量刑！我們再不是簡單地問對與錯，而是把錯誤分成等級，處罸也分等級。

近三百多年，西方開始講人權和寬容，今天，這兩項都成為了普世價值，人權就是講人的基本權利，例如，我們並不能隨便剝奪一個人的自由或生命。‘偉大警察’就連不遵守交通規則的行人也關進監獄，這便是太隨便剝奪個人自由。理論上，不遵守交通規則都是刑事罪行，但合理的刑罸應是警告，甚或罸款而已。

而寬容，就是要接納不同和容忍一定的錯誤。就算是對‘罪犯’也應給予‘改過自新’的機會。於是普世價值就反對死刑，因為死了便沒有自新的機會！在某程度上，終身監禁（無期徒刑）也該被禁止！《IQ博士》的作者就極巧妙地，把一群本來生活得很‘和諧’的天神村村民，就祗是因為來了個‘嫉惡如仇’的‘偉大警察’就全被關進拘留所和面對‘無期徒刑’！

法律的基本精神，就是要解決社會的‘和諧’問題，刑法就祗應管一些基本問題，例如，社會並不能容許剝奪另一人的生命，所以，殺人便應列為嚴重的刑事罪行。廿一世紀的普世價值就是要禁止一切型式的暴力！不論任何理由，都不能以暴力來解決。香港還不算太先進，最近才積極宣傳家庭暴力，也需負上刑責的概念。我小時候，體罸小孩就是天經地義的事。現在，我還聽到不少支持體罸的言論！但體罸就是暴力的一種，在廿一世紀的普世價值就是要絶對被禁止的！

除了如殺人、傷人、強姦、搶劫等等……的社會原則上不可接納的行為外，刑法便不應去管，又或規定量刑必需要極輕，例如，行人干犯輕微交通規則，難道就要拉要鎖嗎？在香港，這些通常都會以定額罸款處罸。由於干犯刑法是可以被強制剝奪自由甚或生命的，我們就必需慎重！

有一個極普遍的觀念，就是刑法是用來淨化社會，又或維持道德的！這個概念，我就不敢苟同，有關問題，下文再討論！

傻瓜超人

小時候，電視播放了一輯經典卡通片《IQ博士》，作者就是用最荒謬的筆觸，寫盡人世間的荒謬事。
　
我印象最深的角色就是‘超人’，他就是以服務人群為人生的唯一目標，他盡一切努力去‘幫人’，但人們並不想接受他的好意，於是他便越來越火，最後，還會向不接受幫助的人掟‘手榴彈’！

夠荒謬嗎？但這些就是天天在發生。多少人就是為了‘他人好’而做成無可彌補的錯誤。‘通向地獄的路，是由好心築成的！’

老董可說是個‘數字狂’，他就是很‘好心’地要增加大專學額，還攪甚麼‘副學士’，這些‘副學士’得不到政府的支助，學費昂貴之極，很多學生就是借了大筆金錢以完成學業，但現實就是其水平並不比‘中學畢業’高多少，不要說畢業後找不到工作，就算是找到工作，以其微薄的工資，又如何能還債呢？有人更受不住學生事務處的追迫，一死了之！

老董執政的幾年，就是不停攪各式各樣的貸款，甚麼小型企業創業貸款，又甚麼自置居所貸款云云，要沒有堅實基礎的人借錢去創業，結果……又或借錢買房子，結果就是弄出一大堆負資產！

可能老董到今天還不明白，他祗是《IQ博士》裏的‘傻瓜超人’而已，他可能還在埋怨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香港好，為國家好，但最後，為甚麼會空前地有五十萬以上香港人上街，大聲叫他下台，而中央最後更要命令他腳痛下台呢？

大有為的政府，通常都是悲劇收場的。政府祗要管好最基本的事情，如水、電、煤、交通和治安等等……，就是‘皇恩浩蕩’了！不要和我說長官如何愛民如子，若連水、電、煤都管不好，還可以說甚麼大有為嗎？不要再‘假大空’了！管好基本的，其他的就讓人民自己來處理罷！

民事與刑事（四）

有幾位好友回應了上幾篇討論‘民事與刑事’的文章，他們的論點可總結成以下幾個問題，今次，我便討論一下罷。

1． 為甚麼法律不是維持公平，而是減少訴訟呢？

法治的精神，其實最重要的就是維持人權和公義，並不是要介入人民的生活，更加不是要對人民生活作出‘道德’判斷。所謂‘清官難審家庭事’，兩個人之間的糾紛，若無涉及刑事罪行，便應該是由兩者協商解決，絶不是要靠一個‘父母官’來判決！

2． 民事和刑事有清晰的分界嗎？

民事是指兩個人（或機構）間，不涉及刑法的侵權行為。最常見的例子便是商業糾紛。例如，甲公司向乙公司訂貨，但貨到後甲公司發覺貨物質量有問題而拒絶付款，甲乙兩公司由此而起爭議，若最後要興訟，這便是民事案件。

但類似的情況也可以是刑事，若甲公司從沒有付款的意圖，例如在收到乙公司的貨後便連人帶貨‘人間消失’，這便是詐騙，便是刑事！

再舉一個例子，若發生沒有死傷的輕微交通意外，涉案雙方是可自行商議和解決賠償問題的。但若有死傷，就絶對要報警，因這已是刑事，再沒有甚麼所謂‘私了’的餘地。

有一次，我和太太去推拿，推拿院的東主是位新移民，和他閒談時他投訴曾有客人鬧事，拒絕全數付推拿服務費，他報警，警察到場，但表示無能為力，他覺得警察軟弱和偏幫這鬧事客人，他的理念就是用了服務當然是要全數支付費用。

我便向他解釋，警方祗可亦祗應處理刑事案件，除非有足夠證據，證明該客人根本無付款意圖，例如，他身上根本分文沒有。否則，這便是商業糾紛而已。警察是不該也不可介入商業糾紛的！

我再問他，這位客人是否有出言恐嚇又或自稱是‘社團成員’，他說這又沒有。我這樣問的原因便是因為恐嚇和‘自稱黑社會會員’都是刑事罪行，警方便有責任調查，以至拘捕涉嫌干犯者！但若沒有恐嚇、自稱‘社團成員’或其他干犯刑事的行為，警方便不應介入！

香港的執法和司法概念，當然和國內非常不同，國內公安是‘全知全能’的‘神’，也是‘父母官’，他想管的，當然甚麼都可以管！

再多舉一個例子，開具‘空頭’支票同樣可以是民事，也可以是刑事，若某人於簽具支票時已是沒有付款的意圖，例如，經已訂好機票，準備一走了之，這便是刑事。但若可合理解釋，在開具支票時是有付款意圖的，祗是後來因財政問題而令支票不能兌現，這便是民事！

3． 民事和刑事的處理，有甚麼分別？

分別就大了，刑事案件的控方是律政司或其代表，也即是政府。就以上述的空頭支票案件為例，若你收到一張根本無有支付意圖的支票，警方便有責任調查和拘捕疑犯。警方可動用政府資源去尋找有關疑犯，例如，所有出入境口岸都會有這筆資料，疑犯若想出境，便有很高被捕的機會。被捕後，有關檢控和其他法律程序，就是警方和律政處的事情，受害者都僅是證人而已！

但若是民事，原告並沒有拘捕權，原告還要想辦法送呈法庭手令，傳召被告出庭，若找不到被告，就不能啟動訴訟程序。當然，被告在收到法庭手令後就必需準時出庭，否則這便是蔑視法庭，這便是刑事罪行了！

刑罸也會有很大分別，民事案件可要求的就祗是對侵權的賠償，祗限於金錢和道歉。祗有刑事案件，才可判入獄或其他強制自由的刑罸！

其他問題，下文再討論。

民事與刑事（三）

有人說，要起動民事訴訟程序有三個條件：‘有錢、有時間和有氣’。

其實，‘有氣’是最重要的。理由很簡單，民事訴訟耗費龐大，最後都極有可能是弄到雙輸的景況，真的進行這‘蠢事’，很多時，就祗不過是為了點‘意氣’而已！

整個民事程序的設計和理念，其實就是要盡量減少訴訟，最好就是雙方好好坐下來商議，以達成和解，這便會省下很多資源。近年，香港便推動仲裁制度，這就是由一中立第三者主持的協商，希望爭議雙方可理性地達成協議而和解，無需啟動訴訟程序。

但若有一天，你做錯了一點小事，又或因疏忽而引起他人的損失，你願意作出合理賠償，但對方就是開出天價，還堅持要進行訴訟，這又有何對策呢？

民事案件就祗是權益之爭而已，對權益之補償，就祗限於金錢或道歉，並不可以要求如入獄或其他的刑罸（註）。若一方要求十萬元的賠償，另一方肯如數照付，那便再沒有案件了。若一方要求一百萬的賠償，但另一方祗覺該賠一萬，其實是可以向法庭表示願賠一萬並在法庭存入一萬元，那麼若最後判決結果是賠償一萬元或以下，被告方便很有可能會輸了官司但贏回堂費！

回歸後，律政司便經常使用民事程序來打壓民運人士，這實在值得關注，從表面證據推論，這些都是不義之舉，政府就是擁有無限大資源，在民事程序中佔盡優勢，這便等如拿人民的錢來欺壓人民。有一次，梁愛詩更在回應以民事程序控告‘女長毛’時說：‘怎能說是迫害，若政府有心迫害，不就是用刑事程序嗎？’

身為律政司，居然可以這樣輸換概念，幸好香港還是個言論開放之地，這些言論將永留史冊。可能，有人追求不了留芳百世，但也要遺臭萬年罷！

註：有人可能會說，不是有所謂‘錢債監’的概念嗎？這是一個舊概念，現在欠債是不會入獄的。

民事與刑事（二）

我有一位朋友曾於一大建築商任職管理層。香港建築業是採用所謂‘判頭制’ 的，概念就是一層一層的承包。

按常理，建築商雇用和支付費用給判頭，工人的工資便應由其判頭負責，但香港的法律並不是可單靠‘常識’來推論的，例如有關工資問題，便會視為基本人權，會得到額外的保護。我的朋友就是遇上了不負責任的判頭，判頭並沒有履行發工資的責任，工人便層層向上追討，最終就算到我朋友的公司上。

我的朋友也明白，他們是有支付薪金的最終責任，但是，他就是發覺有不少根本沒有‘開工’的工人也向他們索取工資，於是他便拿出簽到記錄呈堂，心想，有簽到便有工資，無簽到便無工資，不就是合情合理嗎？

但他就是被法官查詢，每天平均約有多少工人於這地盤開工，我朋友答約一千，接著，他便被法官質疑，為甚麼有關簽到記錄每天平均就祗約有三百多項記錄，明顯地，這記錄並不完整，不能被法庭接納。

結果，我朋友的公司便要如數支付所有工人要求的工資！

有違常識嗎？實在是，永遠記著，法律絶非常識，一般人會認為，簽到是工人的責任，沒簽到便沒有索取工資的權利，這不是天公地道的嗎？錯，普通法講求的是‘事實證據’，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證據，同樣任何東西都有機會被法庭拒絶成為證據。這案件的法律觀點是工人是否有‘開工’，簽到與否就祗是云云眾多證據中的一項而已！由於，這證據並不完整，法庭便有權不接納！法官就可能更取信於工人的口供。　

就以今次轟動的‘小甜甜’遺產案為例，一方便拿出了一紙遺囑，現在的爭議點便是這遺囑的有效性。其討論便極為複雜和技術性，這類官司，可能會糾纏一段非常長的時間，當然，亦要花上極大數目的律師費。有時，法庭對一些案件，會要求某方提交押金，理由很簡單，若法庭有理由相信當一方敗訴時，會有不付堂費或履行其他法律責任的可能，例如一方是海外登記的公司，香港法庭對其並無司法管轄權，那麼，法庭便會要求該公司提交押金，萬一敗訴時可以用來支付堂費或履行其他法律責任。聞說，在‘小甜甜’案的預審階段，其中一方的財政實力便備受質疑，我也沒有跟貼後來怎樣解決了！

再一次，香港的民事訴訟是件很昂貴的事情，而民法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令雙方和解，而不是動用昂貴的法律程序。把‘告人’經常放在咀邊的人，極有可能是‘門口狗’而已！

下次，我會討論民事訴訟程序中的另一些有趣的原則。下文再續。

民事與刑事（一）

香港最近發生了一宗奇案，警方在旺角例行截查可疑人士時，發現及拘捕了一名持槍男子。

這又何奇之有呢？奇就奇在該男子居然供出有關槍械是用來暗殺李柱詺的，這就真是莫明奇妙了！為甚麼？持械當然是嚴重罪行，但和意圖謀殺就是不可同日而語，在奉行普通法的香港，刑事疑犯絶對有保持鍼默權，也沒有舉證的義務，控方必需向法庭提供沒有合理疑點的證據，去證明疑犯有罪。

用常識推斷，持械必然是有目的的，不是殺人，也是打刧，可能在國內，拿到一持槍人犯，若人犯不‘坦白交代’，公安便會採取‘抗拒從嚴’的態度，後果當然萬分嚴重。

但在香港，刑事疑犯並無‘交代’的責任和義務，法律賦與他們鍼默權，‘持械’可能是證據確鑿，但就是不能再進一步推論，除非是疑犯自願的供述！

電影有一句標準對白：‘不是事必要你講，但你講的會用紙筆記錄，成為將來的呈堂證供’，這叫‘警誡’，這即是疑犯必需清晰知道自己有保持鍼默的權利，若在不知道自己的權利下作出的供詞，不論是不是事實，都會隨時在法庭上被推翻！

如我在《程序公義（一）》，普通法系的刑事法庭，並不是在尋求真相，而是維持‘程序公義’，由於政府理論上擁有無限大資源，要維持公平的審訊，便要限制政府！所以，便有‘保持鍼默權’，‘無罪推斷’，‘疑點利益歸於被告’等等……的理念！

但很多人就是一知半解，錯把刑事理念用於民事，例如有某高官被發現私德出現問題，有人便會說‘疑點利益歸於被告’，完全錯誤，首先這不是刑事審訊，第二，高官就是有權力之人，他們祗應受到限制，而不應享有額外的保護。

我便有一位朋友，在家中養狗，這有違大廈公契，管理公司告上法庭，他便錯認為管理公司需提出沒有合理疑點的證據才可在訴訟中取勝，但他就要為這‘無知’而付出沉重的代價，因為這是民事訴訟，管理公司和業主是平等的，這即是說雙方有平等的舉證和辯護的責任和權利，法庭祗是權衡雙方證供的可信性，49便會輸給51。管理公司的證據需不完全充分，但法庭就是‘比較’相信管理公司的證供，我的朋友便輸了官司。

輸了又怎樣，本來沒有甚麼大不了的，違反公契就祗是‘違約’行為，既不能拿他去坐牢，甚至不能罸他的款，送走愛犬便是了！但問題就出在‘堂費’，所謂‘堂費’就是法律訴訟費用，主要是律師費，民事訴訟的慣例（有例外的），就是敗訴一方需支付勝訴一方的律師和訴訟費用，結果，我的朋友被追收八萬多元的堂費！

這實已是‘不幸中的大幸’，有幸我的朋友輸得快，若訴訟曠日持久，堂費隨時就以百萬，千萬甚至億計。

文章開頭說到李柱詺，江湖傳聞，他為‘小甜甜’上訴到終審法院，便收了六千多萬的律師費！

普通法系中的民事訴訟，是件極昂貴的事情，必需三思而行。下次當你要以法律訴訟來威嚇他人時，我勸你都是說說好了（還要看看對手的知識和實力，不要說實質經濟損失，就算是要公開道歉，也可能是會很丟人的），真的要打官司，便可能要負上嚴重的堂費責任，隨時會破產的！

我還聽過很多關於民事訴訟的‘有趣’事例，下文再續！

驕傲的十五萬份一

雖然，香港警察張開眼說大話，聲稱昨晚參加燭光晚會的人數為六萬多，但身為一個懂丁點數學的我，就祗可以說這是大話中的大話，廢話中的廢話，支聯會所公佈的十五萬，就可信萬倍！

若我並不是這十五萬份一，我必然會很遺憾，回家時，太太跟我說，中國就祗有我們身處的一片小土地，人還可表達，還可探求真理，還可以譴責該負責的人，但最重要的，就是可以完全免於恐懼地回家．除了我們自願的捐款外，我們差不多就毫無付出……

‘免於恐懼’本為基本人權，但世界上就是有極多人，仍不能享有這基本人權，當權者還無恥地偷換概念，說：‘有飯你吃，不就是皇恩浩蕩，還講甚麼人權，人權就祗是別有用心的人的借口而已……’

今年，我沒帶相機，甚或沒有拿出電話．活動以後，必然會有很多壯觀和感人的圖片在網上發放，少了我的也沒有大關係．但若少了一枝洋燭，更重要的少了一份誠心，‘不以善小而不為’，若人人都覺得少我一個也沒關係，問題就大了！

多年前見到外國人，總是生起一些由自卑變成的自大，有時就嘲笑外國人讀書不夠我勤力，有時就嘲笑外國人，大學畢業後仍可能做些‘卑微’的工作，我找的錢就比他們多！但我這些自大並不能永遠騙到我自己，相反，我就越來越自卑，自卑甚麼？我就一直都弄不清楚！

直至，多在外面跑跑，我才慢慢理解到‘人必自侮而人侮之’的道理，我們不要去問為甚麼會被別人看不起，問題就是我們真的看得起自已，又甚或值得被人尊敬嗎？

就以曾特首為例，他貴為香港的行政首長，但居然可說出一些豬狗不如，歪曲歷史事實的話，一個人若失了人的基本屬性，還可以談甚麼要求被尊重的資格呢？

連自己國家民族的歷史真相都不敢面對，又憑甚麼去要求別人尊重呢？

昨晚，當我揮動燭光時，我真的得到人的感覺，至少，我尚未要因利益而強迫自己失憶；至少，我都會為自已所相信的作出表達；至少，我還可面對自己國家的歷史；至少，我還可以公正地說是其是，非其非！

一點燭光

‘盼可將燭光交給我，讓我也發光芒，寒流裡願同往，關心愛心似是陽光，我的心一般奔放，願挺起我胸膛……’

燭光代表了光和熱，也代表了一個薪火相傳的精神，一支一支的洋燭接力點亮，代表著便把光明和溫暖傳揚開去，燭光令黑夜不再冷漠，令人克服對夜的恐懼，燃起對生命的希望。

西方習俗會在節日點起燭光，甚或舉行燭光晚會，小時候，可口可樂的一個經典廣告，就是有一群人，拿著點亮了的洋燭，由歌星領唱：‘I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……’，鏡頭zoom out，原來他們砌成了聖誕樹！這個溫馨影像就長留我心中。

另一類燭光晚會就是在巨大災難後舉行，參加者都神色凝重，面帶哀傷，就在悲慟的歌聲和演講中，悼念死難者。

我無緣參加前一類的燭光晚會，後者，就參加了十多次，今早天文台曾發出紅雨警報，但今晚，不論是大風還是大雨，我都會一如以往，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，數萬點燭光就在維園亮起，這數萬點燭光，就代表了香港尚存的良心，和作為一個中國人起碼的廉恥！

很多外國人，可能從未有機會到過香港，甚或無緣看過香港的旅遊宣傳片，但就有極大機會看到這數萬點燭光的圖片！就是因為這幾萬點燭光，我才有面目在外國人前抬起頭來！祗少，我還覺得自己是個人，而不是一隻祗為吃飽而泯滅良心的人型畜牲！對不起，我要對眾畜牲致歉，你們就祗是按本能而行，實比這些類似人的物體高尚得多！

曾特首，我不想猜測閣下的動機，但你選擇去當一個豬狗不如的人，這就是你個人的事，你絶不代表我！

不想回憶，未敢忘記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