涉嫌暗殺李柱銘案終開審了，被告的控罪為‘攜帶槍械及彈藥意圖犯可逮捕的罪行，及無牌藏槍’這終解開了我在《民事與刑事（一）》提出的部份疑問，最少，他並沒有被控‘意圖謀殺’．
但更值得留意的一點，就是法官提醒陪審團，由於傳媒經已廣泛報導有關案件，陪審員應完全忽略傳媒的報導，他們祗應，亦祗可考慮法庭上所提的證供．更不可自行搜集資料！
這就說明了一個普通法的重要概念，這就是我在《程序公義（一）》提到的‘程序公義’，陪審員祗可考慮由控辯雙方所提出的證供和證據，除此以外，就不可加入其他任何的考慮！
例如，一個弱女涉嫌打刧一個武功高強的壯漢而被送上法庭．本來，辯方應以這弱女既無武器，又打不過壯漢，怎會成功威迫壯漢交出錢財，並迫令其脫光衣服呢？這就一點都不合理，就是控方證據的疑點，按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的原則，這便對弱女有利．按常理推斷，亦該如此．
但是，假若辯方並沒有提出上述論點，理論上，陪審團便不能考慮，這便是陪審團不可自行搜集資料的一個引申！這還了得，明知這不合理，但又不可考慮，這是甚麼邏輯呢？
其中一個背後的理念，便是權力分立的原則，執法機構負責搜集證據，檢控官負責刑事檢控．而辯方律師便負責挑控方證據的疑點．陪審團就以‘常識’在法律的框架下考慮控辯雙方提出的證據．而法官就負責保持控辯雙方的辯論都合乎法律程序的要求、引導陪審團、若陪審團裁定被告罪名成立，便負責量刑！
上面提到的‘引導陪審團’便是一個重要的法律程序，曾有一‘低能電視劇’，說一班陪審員準備作退庭商議，大部分成員都似乎未商議已有定論，獨一人排眾議，便被令另一成員責令：‘你懂不懂法律的？’香港的規定我並不能完全肯定，但在美國（若不是原則上禁止的話，也是極大部分的州的法律）法律專業人士是禁止當陪審員的．因為，陪審員就是要用‘常識’而非法律專業知識來作判斷，這是對純技術性辯論的一種平衡．但又要陪審員不偏離法律原則，理論上，便要靠法官的引導了．
法官會於陪審團退庭商議前，對相關的法律觀點和判決原則，指導陪審團，例如，謀殺案的審理，法官就要指明被告無需證明他沒有殺人，任何控方證據的疑點利益都會歸於被告，又會說明謀殺的定義，和要判定罪名成立，需符合的條件．由於，謀殺案是可改判為誤殺的，法官也要說明有關改判誤殺的條件云云……
個別陪審員就算熟讀法律條文，理論上，都祗能應用法官在引導時所列舉的觀點和原則，就算法官所引述的條文或原則有誤，陪審團也要照跟從！
明明弱女打刧壯漢不合理也不可考慮，法官引述的法律觀點明明有錯也要照跟，這還有公義嗎？
這樣規定的背後理念，下文再討論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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