證據（二）

上文說到電腦文件處理系統，若把文件掃瞄後，而銷毀正本，到有法律訴訟時，這些電腦圖像，還可以呈堂作為證據嗎？

普通法就是有不成文法的特性，就是以案例和一些原則去判案，但若全部都是不成文法，處理上便會過於繁複，所以，仍有成文法部份，把一些經常要處理的問題，以嚴謹的法例寫出，當進行了立法步驟，便要按成文法行事．

普通法難就難在這裏，專業法律人士，既要熟悉普通法系的邏輯，熟讀經典和新加的案例，又要注意新立的成文法．

由於立法是個漫長的過程，成文法就普遍落後於社會的發展，特別是落後於科技的發展，當新科技出現後，長時間都不存在相關的成文法條文，等到立法後，這科技可能經已被淘汱（obsolete），就以文件處理系統為例，早期，出現了微型菲林系統（microfilm system），但按我記憶，就有一段時間都沒有相應的法律，到相關法例的立法程序完成後，微型菲林便離淘汱不遠．

成文法不說了，若在成文立法前，有關事情的法律地位便會按普通法的原則所判定．又以文件處理系統為例，普通法的原則就是‘最佳形式’（best possible form），簡單來說，若正本尚未銷毀，就必需向法庭出具正本，但若正本經已銷毀，最清晰的副本便可呈堂，作為證據，當然，另一方可以偽造或其他理由加以反對！

有人會認為，若一方不能提供正本文件，另一方便可否認文件的真確性．我的理解便沒有這麼簡單，因為在法庭作供前，證人必需宣誓其證供是事實及事實的全部．若兩個在生的人對簿公堂，一方提出影印或電腦副本的文件，而另一方反對，那麼，就必然要說明有關文件仍偽造，但若這文件並非偽造，證人便可能干犯了‘發假誓’又或‘蔑視法庭’罪，後果，可能非常嚴重．再者，不是說反對便反對，反對也要提出理據的！

但更複雜的問題就這些祗是原則上的推理和想法，到真正的訴訟時，當然先要考慮相關成文法和案例．例如，香港近年便以成文法保障電子簽署的法定地位，這便可能與普通法的原則有所補充（甚或有所違背），若單以為認識了原則便可放諸四海皆準，就有極有的問題．

今天，我們習以為常地認為‘店舖盜竊’仍刑事罪行，但事實就是兩百多年前，普通法祗把‘店舖盜竊’視為商業糾紛，就是兩百多年前的一個案例，‘店舖盜竊’才變成刑事，有關受害者，才可報警求助．否則，店舖就祗可請律師在法院提出民事訴訟（若果可找到這人的話）！

朋友經常聽我講法治，特別是普通法的重要性，就以為我在說普通法是完美的．這個便有如我經常講民主，但我並不相信民主是最好一樣．每個制度都必然有其問題，我並不相信完美制度的存在．我們祗是無辦法中的辦法，選擇問題最小的制度而已．

普通法的嚴重問題，就在於高度的技術性，其理念經已遠超‘常識’．實際的訴訟便一定要由專業人士進行，成本就極高！例如，要列舉案例間的類似性，就絶非常人可辦到的．但不考慮案例，又如何為判案和量刑定立標準呢？在國內，便經常有類似的‘罪行’，量刑便可能有極大差異．例如，同樣是洩露國家機密，若干犯者是外國人，其處罸便極可能是‘遞解出境’，但若是國內人，就可能判上十多年的徒刑，甚或是死刑．由於不能參考案例，祗能由法官（審判員）主觀地判定為‘情況輕微’或‘情況極之嚴重’，其量刑便可是釋放或死刑！

反觀香港法院的判詞，量刑便極為技術性，一般都會寫明量刑基於案例或其他指引，以甚麼為起點．例如，某人在鬧市持自動步槍行刧，法官便會按類似的案例為參考，說明判刑起點為監禁二十年．但再會考慮其他因素，如犯人在作案時特別凶殘，多次向人群掃射，以阻止警方的追捕，雖然未做成傷亡（否則便會加控傷人或謀殺），但就為此要再加兩年的監禁，如此這般！

但有關犯人，便可以技術理由上訴．上訴時，他可能不爭論他是否有罪，他就是說法官的判詞有技術性錯誤，例如，持自動步槍向人群掃射，又怎會不做成傷亡？除非，他根本沒有傷害途人之意圖！如此種種，便是減刑，甚或推翻原判的理據．有時，甚至是法官的手文之誤，又或用字略有偏差，也會成為推翻判決的理據．所以，法官在撰寫判詞時，必需字字小心，不能讓辯方挑出任何毛病！或更準確的說，整個訴訟過程都必需非常認真嚴謹，因為任何錯漏都可能是關鍵性的！

那麼，法官和律師便要拿極高的工資！法律訴訟是極度昂貴的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