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‘漕運(三)’一文中我說到漁民運用政治影響力,令更有效率的‘生產’三魰魚方法終不能實現。若從消費者的角度,這並不算是件好事。
國內的很多城市都有‘麵包車’在營運,這是一些小型但多座位的小汽車,其優點就是價錢平,高載客量。當然其缺點也就多不勝數。通常,當一地尚未富起來,‘麵包車’便有極大的需求和生存空間。雖說車價便宜,但這也是相對的。很多人便花掉大量的積蓄才可付首期和相關的政府費用。
本來,商業決定應由參與者自負責任,賺蝕輸贏也不關別人的事。但很多時問題就出在當地方‘富起來’,地方政府便會覺這些‘麵包車’難看,一個行政指令,車便要限時消失(若不是立刻消失的話)。
沒錯,這的確解決了一些問題,可是,你若是這些投入畢生積蓄去買車的小車主和司機,你又怎麼想呢?
其實,在中國的幾千年歷史中,私產都是不太受尊重的。例如,清乾隆年間,為了編四庫全書,朝廷便下了徵集天下圖書的命令。這個可算擾民之極,私有產權不單不受尊重,而且,同時也是政治審查,一發現有違逆之書,隨時會招殺身,甚至是滅族之禍!
商人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裏,一向都沒有太高的政治地位,子貢雖然是富商,但仍不被社會接納,於是決心拜孔子為師。先秦時代的呂不韋,雖然富甲天下,但仍受盡貴族和官員的欺凌,於是決心‘投資’於秦國人質嬴異人。
其實,在中國,歷代的商人都要和政府打好關係,否則,官員必可把商人玩弄到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。玩死了,還有冠冕堂皇的理由。例如:‘為了編四庫全書這件大好事,皇上問你借本書都唔得?你根本就目無君父,死有餘僇!’
今天,我們還要這些東西嗎?既然新方法‘生產’三魰魚有這麼多好處,可以盡快落實便是高效率罷!對不起,對我個人而言,若效率是建基於別人的痛苦之上的,我就寧不要這些效率了。
很多人都誤以為民主就是‘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’(simple majority),這錯得非常厲害。可以想像,假設在一個一百人的‘民主社群’,若有51人贊成要殺死另外的49人又怎麼辦呢?這絶對不是民主,因為,‘少數人的權利和意見,也要受到尊重!’不要說是51對49,就算是10,000,000、100,000,000甚或1,000,000,000對1,也不可以投票去損害另一個人的權利,民主是必需配合人權和普世價值的。事實上,人權和普世價值就凌駕於民主。更凌駕於政府!
回到我們的‘三魰魚’事件,解決方法至少有兩個,一是由‘三魰魚財團’或公帑向漁民作出賠償。二是給予足夠長的推行期限和幫助漁民轉業。這樣當然並沒有要做便做這麼有效率,但這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該做的!
至於‘漕幫’的問題就比較複雜,這樣的社團根本就不應存在。甚麼?我不是個民主支持者嗎?為甚麼我會說出一些限制結社自由的言論呢?下文再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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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集团的形成,并最终发展成为影响政治的一股力量,一旦集团利用影响力(尤其财力)处处保护自己的利益,其实还是为少数人服务,失去了“结社自由”的本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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