陰陽論（五）

承上文，陰陽的應用並不限於中國醫學。醫、卜、星、相，全都用上，農耕，曆法以至民間日常生活和宗教都會找到‘陰陽’。

但最重要的還是對政治的影響，今天，我便說一說‘陰陽’在中國政治的發展。

‘陰陽家’本是‘九流十家’的其中一家，但其影響力並不算太高。二千多年前，中國歷史結束了文化的光輝時代，進入了‘法家’統治的黑暗年代：‘秦’。

‘秦’的生命短暫，劉邦與民約法三章‘殺人者死，傷人及盜抵罪，餘悉盡去秦法。’實在就是宣佈‘法家’恐怖統治的終結。

漢朝立，劉邦以‘道家’治國。後來傳到文帝和景帝，更加將‘道家’思想高度發揮，輕徭薄賦，與民休息。老百姓總算有點好日子過了。史家稱為‘文景之治’。

傳到了武帝，他不想再以‘和平’手段來處理匈奴問題，但想動武，便要由‘無為’一變而成‘大有為’。這與‘道家’思想相違背。於是他便廣招學者，為他的大有為建立‘理論根基’。

但是古代思想家的理論，都不大合用。聰明人們便要很技巧地偷換概念，把有利於武帝的想法的加進去，把不合用的換過來。若要嚴謹仔細分析當時的思想，實在會是篇博士論文，我現在又以不嚴謹的態度來說說。

‘法家’有利‘組織動員’，要民為國而死。但於‘秦’時經已聞‘法’色變，又是祖宗所推翻的，不可再出‘前台’。

‘儒家’講‘仁義禮教’，既高級又深得民心。

但‘儒家’有兩大問題，第一，講‘仁義’便限制了‘動員’能力，一個天才的方法便出了來。這就是‘外儒內法’。

簡單來說，就是用‘仁義禮教’來包裝‘法家’的恐怖統治。立時，既得民心，又百倍地增加‘動員’力。

第二個問題就是‘子不語怪力亂神’。這就是說儒家不談形上，在某程度上是無神論者（註一），沒有宗教迷信，儒家就祗可以局限於‘仕’的階層。

其實，原始道家都不是宗教，但由於‘道’超越文字，‘道德經’一開頭，便說：‘道可道非常道’。所以，傳到漢朝，經已有不少神秘和宗教色彩。民經已習慣了有‘神’可拜，又怎可以拿走呢？

但儒家經典內，略為形上一點的就祗有‘中庸’，但遠遠難推廣。於是，聰明人便把‘易經’拿出來，他們的傳釋就是孔子尚要到晚年才有‘功力’去研究‘易’，‘易’是何等高深。於是，搶佔了‘學術和道德高地’，但‘易經’這麼艱深，民間絶不好理解。但‘道家’同樣有對‘易經’的解說和討論，正好借來用用。還有就是‘陰陽家’，除陰陽外，還加上五行，再與‘道家’的義理結合，便人人可用，有‘神’好拜！

我一直都避開說人名，可能大家都會知道我在說誰。但我總覺得，一個這麼大的變法，絶不可能是一人之功。說一個人名，祗是一種簡單化的理解而已。但也不能不說，這人便是‘董仲舒’。這就是‘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’（或一說是‘罷黜百家，表彰六經’）的‘董仲舒’。

‘董仲舒’的‘天人合一’、‘天人感應’更加成了中國醫學的一個重要思想。後文再述。

未完。待續。

註一：孔子並不完全否定‘鬼神’的存在，祗是‘敬而遠之’和‘存而不論’。又或可這樣理解，鬼神與統治和民生無關，就沒有討論的價值。所以有‘未知生，焉知死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