‘狼來了’與‘活在當下’

老師對一班小一學生說過了‘狼來了’的故事，有位小妹妹問：‘牧羊童知錯了，村民是不是會給他買回羊群呢？’

不要說荒謬，這是我幾十年前親耳聽到的！

是的，作為一位在父母悉心照顧下的小孩子，做錯事最重要的便是得到父母的原諒，父母一原諒，便無需再負責任了！可能，這正正就是一個教育死穴，但離題了，有機會再另文討論罷．

可惜，牧童的身份並不是‘受照顧的小孩’，而是一個‘僱員’．某程度上，他是一個要負民事責任（或在法治概念薄弱的國度，就是道德責任）的人．按中國農村的道德觀念（註），他的僱主是有道理要他賠償其損失的，若故事再說下去，牧童便可能會先被僱主毒打，再要為這僱主做一世無薪的苦工！這便是他的錯誤的代價．

‘活在當下’並不代表我們可以違反因果律，更不代表我們可以‘不負責任’，牧童知錯了，但這並不能免去其該負的責任．

如來佛祖有一個弟子，他原是個‘殺人王’，他殺人的目的就祗是為‘增加其力量’，這就是入了魔道．佛祖點化了他，令他立時悟到正道，這就可以說是‘立地成佛’．天堂和地獄，就是在一念之間．

可是‘成佛’的概念就是‘開悟’，絶不是一般人所想的‘天堂’，‘成佛’後仍是要面對因果的．佛祖就讓‘殺人王’去面見國王，國王為其詳和所感動，特赦其一切刑責．

但這尚未是故事的結局，‘殺人王’有次遇上了仇家，仇家將其毒打，他就是安詳地接受，就是‘打不還手’，最後，仇家最終也被他的詳和所感動，並沒有要他的命！這可以算是一個大團圓結局，但若‘殺人王’被仇家處決，我敢肯定，他的心仍然是詳和及平靜的，這才是‘活在當下’的真義．

‘活在當下’其實就是一種思想的模式和態度，昨天的事是‘因’，而這些‘因’是會影響今天和未來的，這些便是‘果’，‘活在當下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免了這些‘果’，要義就在於要詳和平靜地接受這些必然的‘結果’．

我又以賭為例，輸了身上的一千元，是個損失，但更重要的是一個事實，是一個改變不了的事實！但借高利貸以圖翻本，便是一個最差勁的選擇．‘活在當下’就是要詳和平靜地接受了這個事實，然後，做最理性的抉擇，錢不輸也輸了，自怨自艾就一點好處也沒有，更重要的就是思考如何善後，例如，該如何籌措吃晚飯的資金等等……

那麼，又是否不應做事後檢討呢？這個問題，下文再討論！

註：按現代文明的標準，兒童低於某個年齡，便有刑事和民事免責權．例如，在香港，十八歲以下的兒童並無需負民事責任，所以亦不能簽署任何合約．中國法律，亦有類似的規定，但我就經常在國內山區看到‘兒童引起山火，家長負責’的文宣．這個‘責’是民責還是刑責呢？若是刑責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是絶不可‘轉讓’的．若是民責，這個問題就更加複雜了．但沒關係的，不講法律，政府做起事來便方便得多了！

可怕的生化武器

核彈可怕嗎？核彈當然可怕，但我還是有保留地樂觀，在可見的將來，發生核子大戰的機會不高．

我的樂觀是基於兩個事實，首先，核子彈的殺傷力太大，而且必定是弄到兩敗俱傷的結果，祗要有丁點理性（這是個假設而已）的國家領導人，都不會輕易使用核武．

再者，核彈的製作非常複雜，就算是今天，很多國家都沒有製作核彈的能力．我最近便重看了一套舊片《Sum of all Fears》，片中便說到恐怖份子弄到一枚舊核彈，單是要復修和引爆，也要由前蘇聯請來了三位頂級專家．

舉一個例子，世界上的第一枚實際投放的原子彈，即投在日本廣島的那一枚，是如何引爆的呢？據我的理解，就是要由百多兩百點精心安排的高爆炸力炸藥，在很精妙的計算下，先後起爆，這樣才可在一點生成極大的能量，以啟動核裂變的連鎖反應．

這種設計和實作，便需要頂級爆炸專家和數學家！在劇中，他們已擁有一枚核彈，祗是要復修而已，若要由零開始去製作，差不多就不可能！

但另一項科技反而更值得擔心，這就是生化科技．二戰時，核心國便廣泛研究和使用毒氣，戰後，理論上很多國際公約都禁止使用生化武器，但事實就是這些武器依然存在，不單是存在，而且還是積極地研究和開發．

與核武相比，生化武器就更加可怕，可怕之處有幾點，首先，就來自這個‘生’字，例如，無論傳統的毒氣有多可怕，祗要等它稀釋後，殺傷力便會下降，但一引入‘生物’科技，問題就不是這麼簡單，例如，二戰時，日本的七三一部隊，便在中國以活人作實驗，其中就包括加強鼠疫的強度，和以炸彈型式發放的技術．生物就有存活和擴散的能力，在最壞的情況，極少量的生化武器，在不斷無我擴散和繁殖下，便可能足以令人類滅絕！

再者，生化武器當然需要高科技開發，但與核武相比，其難度就低得多．而最要命的，就是開發成功，祗要拿到製作的資料和方程式，其生產就相對地簡單．據可靠的資料顯示，大部份頂級生化武器都可以在中等設備的實驗室生產．這個級別的實驗室，就大量存在於藥廠和大學！

第三，就連製造和施放者都不能控制其後果．病毒和細菌一經發放，就再不是可控制的事情了．特別是病毒的高速變異，其殺傷力就常會出人意表！

我就聽過一項足以滅絕人類的項目，就是把蛇毒與感冒病毒結合．若成功的話，離人類的滅絕將不遠矣！為甚麼？城市人鮮有被毒蛇咬的經驗，但若被毒蛇咬到，特別是一些劇毒的蛇，存活機會實在極低．就算可保命，後遺症都會十分嚴重．

但自然的規律是毒蛇多不會主動攻擊人類，因為人並非牠們的食物，一般來說牠們攻擊人都祗是為了自衞，或更準確的說是感到其自身安全受威脅時！

但若蛇毒與感冒病毒結合了，就算是不小心的洩漏了丁點，在高速自我複製和變異後，就可能一發不可收拾．患上感冒就等如中了蛇毒，死傷又會是何等嚴重呢？

個人來說，我反對任何形式的生物武器，更反對基因改造工程，千萬不要建造巴別塔，人更不要當上帝！

2012與劫後餘生（二）

上文提到劫後的新世界要面對重建文明的問題，但物質生活還不是最難解決的問題，真正的問題反而在秩序和管治的問題．

在原始時代，人類按經驗和體力，自然地產生領袖，其他人就聽命於他，待他年老力衰，強壯和有膽量的小子便會起來挑戰．但整體來說，權力交接和維持的系統都比較簡單，就算是比武較量亦祗是兩人間的事．

但現代社會就不同，特別是我們發明了‘熱武器’，槍炮的威力絶非人力可以比擬，祗要手中有自動步槍、適當的訓練和足夠的彈藥，便隨時可以一敵百，這祗是自動步槍而已，若可操控大炮，後果就……更不要說導彈了．

今天的社會其實是要靠一個非常複雜的‘制衡制度’才可維持的．美國憲法給予了人民管有槍械的權利，其中的一重要理念，就是要制衡國家的武裝力量．

在香港，人民並不可管有槍械，但對管有槍械的執法者，便有一套非常嚴謹的管理制度，一個警員不要說鳴槍，就算祗是拔槍，都要作詳細的解釋和報告．每個國家和地方的制度和具體情況都不同，但都要用盡一切辦法制衡‘熱武器操縱者’！

在正常的情況，軍隊當然聽命於國家元首，但弄到如《2012》的情況，雖然各國元首仍在，但實質的國家概念，就必伴隨著國土的消失而敗亡，沒有法律和國家機器，這些文人元首還有統治的能力嗎？在新世界，誰操縱了‘熱武器’，誰便是統治者，沒有熱武器的便會淪為奴隸．新世界就是需要大量的奴隸！

若我要面對《2012》，我就不會登上方舟，在新世界生活，實在需要很大，很大的勇氣！

我並沒有這個勇氣！

2012與劫後餘生（一）

我真是out！直到最近，才看了《2012》，我對這片早有所聞，沒有多大期望，所以也就沒有甚麼失望。Hollywood娛樂片一部，娛樂性是不錯的，但就沒有甚麼深度。

但對於片中很多常識想法，倒令我有些啟發，今天，先討論箇中一二。

首先，片中就完全忽略了‘文明的脆弱性’。例如，遇上陸上大災難時，電訊網絡便會首當其衝，沒有網絡，手機便是廢物一件，片中多次以手機作緊急通訊，這就絶對是‘想當然’。又例如，遇上這樣的環境，飛行就會變得困難重重，軍用飛機，特別是核戰級的，還可能可支持上一段時間，可是民航級飛機，不說別的，其導航系統也必受嚴重影響，GPS在這環境下可正常操作的機會就甚微，地球就連磁極也移位，地面也漂移，在萬尺高空，又如何可以定位和飛行呢？難道機師可以靠辨認雲來定位嗎？主角所乘的貨機，必會在高空迷途，飛到百哩以外的城市都不甚可能，更不要說繞地球半圈，飛到地球的背面！還可能在萬尺高空，於黑夜辨認經已移位的目的地嗎？

而更重要的就是劫後餘生的生活。這片就選擇以光明的紅色陽光作結，意味一個光明的新開始！但現實就是，這個開始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。劫後，我們的科技水平最少會倒退幾十年（若不是幾百年的話）。甚麼？方舟上並不就是集結了各門各科最頂尖的專家嗎？他們不就是可以重建文明嗎？

機會極微！近三百年（特別是近六十年）科技的高速發展，其實是基於一個原則，這就是所謂‘累積性’。例如，今天祗會有很少人（若還有的話）會讀牛頓的《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》，甚麼？這是現代文明的基石，但我們已可直接使用其結果，或更直接的說，是使用經過十多代人累積的結果！用牛頓的話說，‘我們是站在巨人的肩上’。今天的專家，其知識看似很高，但這高度，大部份都是來自巨人的！

舉一個例子，手機網絡專家，可以在新世界重建手機網絡嗎？我想萬分困難，不要說別的，他可能是手機專家，但他懂得光纖的生產技術嗎？不要說光纖，就算是一條銅線，由採礦，（最少都要銅礦、其他金屬和石油，塑膠是石油副產品）到其複雜的加工，就已是數以百計的專業，需要數以千計的頂級專家！

近日，香港的石油氣計程車發生了大量神秘故障，有人會歸咎於石油氣的質素問題，奇怪，石油氣不就是‘石油氣’嗎？祗要不是故意慘雜，不就是一樣的嗎？後來，我翻查資料才知道，車用石油氣其實是要按天氣，如氣溫、濕度等等，調節不同氣體的比例，這些細節，當然是專業，又不知需要多少個專家了！

在新世界，究竟要花多少個年頭，才可重建電力系統、通訊網絡、燃料供應等等……看來，還是重新的學習採集果子、重新學習農耕、重新學習狩獵等等比較實際一點！作為一位環保份子，我會覺這是件好事，但我想這絶不是常人的想法！

但更嚴重的問題，就是在新天地的政治，有機會另文再討論罷！

活在當下與沉沒成本

‘活在當下’近期變了一句‘潮語’，很多人就索性把如‘不負責任’、‘不計後果’等等變成‘活在當下’的同義詞．當然，‘活在當下’不應是這樣理解的，今次，我就嘗試用一個經濟學概念去理解，但必需留意，‘活在當下’是可以有很多不同層次的理解，從經濟學角度去看，可能是最膚淺的一層，千萬不要以為這是全部！

首先，我們便要討論一個概念：‘沉沒成本’（Sunk Cost）．想想一個情況，有一天，我請你到廣州吃飯，由我結帳．但你仍是有成本的，例如，有形的如車資，無形的如時間．在考慮是否應約時，你便應考慮這些成本，但當你踏上了火車，火車發車直送你到廣州時，車資和時間便立刻變成‘沉沒成本’．

經濟學對‘沉沒成本’有一個重要的推導，這就是‘沉沒成本並不再是成本’，這話何說？意思就是祗要成本一經確認而不能改變，便不應再影響未來的決定．又以上面的情況為例罷，祗要你登上了火車，車票經已是不能退還的，若假設火車不會中途停站，你就連使用的時間都不能改變．當你再考慮要在廣州做甚麼事情時，這兩項成本便不應再在你考慮之列！

按我在賭場和投資市場的觀察，很多人就是不了解這道理，以至輸很大很大的錢！就以買股票為例罷，當股票一經買入，買入的價格便立刻變成‘沉沒成本’，應與是否賣出再無任何關係．若投資者是理性的，是否賣出股票就祗應考慮日後這股票是升還是跌，而與你的買入價毫無關係！

但實際上，很多測市的方法，其實就正是捕捉這個心理預期，例如，技術分析中的‘阻力’和‘支持’位，很大關係便是由這個心理預期所形成．例如，若有很多人於十元的價位買入了這支股票，但這股票隨後便下跌，之後又反彈，我們便可預期，在十元附近會有很大的上升阻力，原因就是很多人受不了要損失的心理壓力，就算他們對這支股票的後市看淡，但都不忍於小蝕時放手，就算投資者預期了股票將會下跌到五元，祗要未出現恐慌性抛售，他們會照樣和這股票‘談戀愛’也不會在八元時賣出股票．難得等到外在環境有變，這股票預期可以大升至二十元，但祗要微高於十元，他們便會抛售．專業投資者就會看準這個機會，接收這些‘平’貨．

在賭場，這種現像就更明顯，很多賭徒便有很強的‘平手’概念，即避免損失，但這實在是完全非理性的，因為最好避免損失的方法就是‘不賭’．賭就要有‘輸’的預期．但這個規避損失的觀念，就成了泥足深陷的主因．例如，若一個人可承擔的損失是一千元，理論上，輸了一千元便應立刻停止，離開賭場，這一千元已成了‘沉沒成本’，但現實就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這個損失，不單不離開，甚至借‘高利貸’來‘翻本’，絶大部份的時間就是弄到欠下一生都還不了的債！

除了金錢之外，‘投資’在感情的‘沉沒成本’就更難理性地放下！

推而廣之，祗要是曾投下心力換來的東西，都會難於放下！就算理性上，明知這是死路一條．這就以信念最明顯，例如，相信了某個主義幾十年，不論後來發現這理論有多大的害處，人就是難於放下，因為，放下就要承認錯誤，接受自己以前走錯了路，可能最難的還不是向別人認錯，而是自己接受不了，過不了自己的一關！

‘活在當下’並不是說可以‘不顧後果’，或可以‘不負責任’，其實就是要不執著於過去和未來，‘過去的不再，未來的未來’！

今天，說了‘過去’，有機會再另文講‘未來’罷！

一地兩檢

有讀者快速回應了《一些運輸學的基本概念》，其中很多就是說不明白‘一地兩檢’又如何解決問題，又有甚麼困難呢？

好，今次我就討論一下這問題．

所謂‘一地兩檢’的概念，就是在同一地方進行出境和入境的檢查．舉個例子，若要由香港到廣州，最理想的制度就是在香港完成出境和入境的手續．通過檢查後，乘客會在一個封閉式的環境上車，火車不可在香港境內上落客，越境後，列車便與國內班車無異，可以停站和上落客．

為甚麼這樣操作會有效益呢？例如，乘客可在香港乘坐列車到北京，若是‘兩地兩檢’，列車便一路不可停站，直駛北京．相反，若是一地兩檢，列車便可如國內班車一般，在適當的地方停站上落，例如，可以先在廣州停站，雖然列車最終目的地是北京，但她同樣是‘廣州直通車’，乘客可用一個低得多的票價搭乘，祗要他們在廣州下車便可以了．當他們下車後，空出的座位便可給其他乘客使用，於是這車也是‘廣州北京’快車！當然，除了廣州外，還可以多停幾站，這樣，高鐵才會有成本效益！

以前，這類操作還有一問題需要解決，就是賣票程序是會很複雜的．現在，國內鐵路，很多都仍祗是在發車站配位，中途站就會是‘無座’！但祗要有決心，以今天的資訊科技，要解決是不太難的．祗要所有售票點都聯網售票，在乘客下車後空出來的座位，就可以重新編排給其他乘客使用，問題不大！

但‘一地兩檢’的法律和技術問題就嚴重和難解決得多了！這實在是個非常難處理的問題，要詳細討論，可能是幾篇博士論文，今天，我就揀其中一點說說，但千萬不要以為，這便是問題的全部．

首先要解決的，就是司法管轄權的問題．是‘一地’，這地究竟是香港還是內地呢？若是在位於兩地邊境的口岸，解決這問題的方法就是把檢查站建在邊境的界線上，原則上，旅客要由一地走到另一地，中間有一概念界線．例如，在羅湖口岸，旅客便要步行過羅湖橋，一般來說，橋的中央便有一條概念界線分隔兩地．雙方的邊防人員都不可以越界，特別不可以越界執法！

但在鐵路的上車站，明顯就是香港的地方，內地邊防人員無權在這裏執法，同樣，香港的入境處人員，也無權在國內執法！這個問題有幾個解決方法，但是看來都不會被中港所接納．例如，可以以外交慣例（當然，在一國兩制的‘一國’下，並不是真的外交問題），讓有關檢查站到登車的範圍，列為對方的領土，這就有點類似‘大使館’，雖然，地理上，大使館位於別國領土，但概念上，使館範圍仍其國家的領土．

但這個安排在今天的政治環境是不能接受的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港的法律和行政差別實在太大，例如，按香港的法律，任何香港的永久居民，祗要踏足香港領土，港府都不能拒絶其入境，就算是罪犯，都祗可在入境後將其拘捕．假若有一香港人在北京犯了事，北京離香港路途遙遠，逃亡也不太容易，但若北京有一地兩檢的口岸，理論上，祗要他成功走到港方的檢查站（當然，要越過中方的檢查也是有難度的，但相對要逃回香港，難度便低得多），按香港的法律，便一定要庇護他回港！這是中方可以接受的嗎？

當然，有人會說（特別是中國對法律的概念），在合作協議內加上條款，去除這庇護責任便不是解決了問題嗎？對不起，最少在香港的普通法下並不可以，港人該受到香港政府的庇護，是基本人權不可分割的一部份．香港政府根本不應也不可向立法會提案，就算提了，任何讚成通過有關法例的議員都會成為歷史罪人．而且整個香港社會都會被國際恥笑，甚或影響特區護照的公信力！

甚麼？又關特區護照的事？真的有關係的，要別國接納你的護照，你便要負起一定的責任，其中包括接受遣返的義務，這就是說，若某人拿著香港特區護照進入了某國家，當這國家覺得這人不再受歡迎時，便要將他遣返，香港便有義務接收，不論這個是個十惡不赦，還是不受歡迎的人物，都要接收，若香港會有不庇護永久居民的法律，將會大大影響特區護照的公信力和被接受程度！

這祗是問題的冰山一角，問題來得比一般人想像的複雜萬倍．這便說明了為甚麼港府談了十多年，仍未有解決這問題的意志！不解決這個問題，高鐵還該興建嗎？

後記：
今天有人提議以電子傳送的方法來解決‘一地兩檢’的問題，有關建議我還未有時間詳細研究，不好評論．但無論如何，這都彰顯了‘民主’的威力，若不是反對聲音強大，官員就可以連這明顯的缺失都蒙混過關！

一些運輸學的基本概念

有兩條巴士（公車）線供你選擇經營，一條是長途巴士線，差不多是點對點，行程約九十分鐘，車費每程廿五元．另一條是市區線，行程也是約九十分鐘，設分段收費，車費五元至八元，你會如何選擇呢？

當然，這是過份簡化的問題，但原則上，我是會揀市區的線路來經營的！

理由是市區線路的收費雖然比較低，但乘客就是有上有落，按經驗，有很多乘客都很可能祗乘坐非常短的距離，上上落落的總收入就遠多於收費雖高，但祗有一次上落的長途線！

這便解釋了為甚麼船的收費一般都相對高，原因之一便是船通常都是點對點的．整船的最高收入便是船的座位乘以票價．特別是定期航班，就算祗得一名乘客，甚至是無乘客都要開船！

同樣，鐵路也面對相同的問題，點對點的班次一般都不能太頻密，否則就必會做成虧蝕，當然太頻密停站的‘慢車’也不會有太大的經濟效益．最理想的，就是平均一小時右左停站一次，當然，這絶非金科玉律，一個平均約數而已．

點對點列車不能太頻密的另一原因，就是要從供應去控制需求，因為一到時間便要發車，若供過於求便會形成虧損！

最近香港高鐵的討論中，很多官員和保皇黨就似乎連這些基本概念都沒有，高鐵的效益，關鍵就在於是否能實行‘一地兩檢’，但有關官員經已清楚表明，在可見的將來都不可能有一地兩檢的，那麼高鐵的意義又何在呢？

或我先解釋一下何謂‘一地兩檢’．想想我們現時回國的手續如何？就以經皇崗口岸為例，我們先要乘車到落馬洲，下車，辦理香港的出境手續，過關後再上車，然後，再經過二三分鐘（不塞車計）的車程，送到‘皇崗口岸’，再辦理中國入境手續．

大家都會清楚，若遇上人潮，這個程序隨時弄上幾十分鐘，還有最要命的，就是乘坐所謂‘直通巴士’，所謂‘直通’，並不是你不用下車，祗是人有人過，車有車過，在進入中國境後，會由相同的巴士接載你到國內的目的地而已．但若有一位乘客過關延誤，便要全車人苦等！

這就是‘兩地兩檢’，明顯地，樽頸並不在香港這程，例如，我住在香港島，若在灣仔乘車到落馬洲，也不用四十分鐘，但通關最少也要廿多分鐘（無上限，看人潮），四十分鐘的車程就算可縮減一半（即廿分鐘），有意義嗎？

有人會問，那麼直通火車又是甚麼回事，搭直通火車是不用中途下車檢查的？是的！但這正解釋了為甚麼直通火車到廣州的票價接近二百大元，若同樣在紅磡出發，在羅湖過關，再轉乘‘和諧號’，花費祗是百多元（紅磡到羅湖約四十元右左，若可中途下一下車，就祗是三十多，‘和諧號’七十五或八十元人民幣），其價格分別就是直通車不能中途停站，理論上，乘客在紅磡辦理了香港出境手續，已是出了香港，但又未辦理內地入境手續，所以，直通火車不能中途停站（封閉式），要直到廣州，廣州必需要設立口岸，直通車旅客便要在廣州口岸辦理入境手續！

有人會說，直通火車也會中途停站的，是，但這是無效益的停站，因為乘客祗可落車，不可上車！而停站的地方，也要有口岸設立的．

但由於‘一國兩制’，要實行‘一地兩檢’是要解決很多極複雜的法律、行政以至地方利益問題．似乎香港政府並無這個意志！據政府公佈的資料，將來高鐵絶大部份的班次，都是止於深圳的邊境，乘客又是要下車辦理出入境手續的！難怪，政府說不能把高鐵站設於錦上路，因為距離太近，高鐵未加到全速便要減速殺車，在西九龍，才可‘為彰顯高鐵的速度而建高鐵’！

拜託，真的要造福市民，就去解決核心問題，不要花我們的血汗錢去建祗為‘彰顯高速’的‘大白象’！

一點啓發

前些時間，我到國內探望一群年青人，其中一位，向我講述他最近看到的一套台灣電影，男主角是位來自低下階層的人，有一相依為命的‘女兒’，但他並非這‘女兒’的合法監護人，當‘女兒’達入學年齡，便出現了很多困難，他求助於政客，不果！最後‘女兒’要與他分開……

年青人說這電影非感人，寫出了男主角和小女孩間真摰的感情，戲中對政客提出了尖銳的批判，政客似乎並不幹實事！既然他們不作實事，為甚麼還要存在呢？

我沒有看過這電影，任何批評都不公道，但它就引發了我的思考，今天，我倒想從宏觀的角度看看我們文化基因內的民主和法治觀念．

十多年前，台灣製作的‘包青天’電視劇曾風靡香港，當時更有消息傳來，台灣有人居然向飾演包青天的演員‘告狀’．是的，包青天正代表了中國民間對‘好官’的幻想，但問題就是‘法治’就絶對容不下‘包青天’！

就以上面的故事為例，若以‘包青天’式的方法處理，他當然會一捶定音，判小女孩回到男主角的身邊．我們就是經常期望著一個好人或一個好官，他會洞察人情，明辨是非．可是在一個法治的社會（台灣是不是，仍有討論的空間）又該如何處理這問題呢？

兩‘父女’相親相愛，相依為命，又為甚麼要分開他們呢？但我們又可否把事情反過來想一想，我又可不可以隨便在街上找個女孩，說我很愛她，就把她帶回家做‘女兒’呢？

這些事情確實在香港發生過，百多年前，就有很多人正式向港府申請收養‘養女’，而實情就是這些都是淫業經營者，透過‘收養’成為這些小女孩的‘合法監護人’，後果也不用我再說下去了！

‘法治’就是一套制度，通常都不會令最好的事情發生，但就是要令最壞的事情不能發生！若我們可以有能力看透別人的心思，把孤女送到愛護她的人的懷抱，不就是很理想嗎？可是，人心難測，我們就寧可謹慎一點，甚至令很多有愛心的人失望，也不可以把孤女誤交‘別有用心’的人的手上．

所以任何開明的社會，都會很認真處理‘收養’問題．就以香港為例，任何人有意圖收養子女，都要向社會福利處申請，這將會是個漫長和煩複的程序，原因就是社會福利署有責任嚴格審核每一宗申請，就算申請獲批准，社會福利署仍有長期跟進的權力和責任！

若這個程序出現任何問題，便應向相關的官員問責，例如，若有人涉嫌貪污，那麼便應交由廉政公署處理，若證據足夠，廉署便應提出檢控．若程序有人為失誤，但並不涉及貪污或利益問題，社會福利署長便要負責．若問題涉及政策問題，衞生福利局便應負責……若問題更嚴重又或是些更原則性的問題，最後便應由特首負責！

等一等，為甚麼上面的描述，並沒有‘議員’（政客）的位置呢？這就是由於香港並沒有執政黨，‘議員’祗有監察而沒有行政權，更加沒有執法和司法權，這亦即是說，若任何議員去幹實事，都是越權行為！

就以這為例，若一位立法會議員接到這‘父親’的求助，他並不是‘包青天’，他並沒有簽發准許收養令的權力，他可以做的就是向社會福利署長跟進，若情況嚴重就在立法會內提出質詢，按香港的習慣，官員是必需回答質詢的（但曾陰權前些陣子，就公然蔑視這憲制精神）．

但若這例發生在香港，男主角應不符合收養的資格，例如，收養人要具備一定的經濟能力，這保障了被收養者會得到良好的照顧，若他是單身，亦可能不符合資格，因為必需會考慮會不會有很高性侵犯女童的危險．

但是署長是會被賦予所謂‘酌情權’的，用國內的話說就是‘特例特處’，但酌情權並不可隨便使用，在這例中，便需由社會福利署長行使‘酌情權’，任何人想幫忙，就是要向社會福利署長陳情或施壓，但最後，權力還是握在他的手上．

當然，還有一招可用的，這就是司法覆核，這就是向法庭提出呈請，要求覆核政府行政的失當．長毛可說是最負責任的政治人物，他就是對政府的行政失當不停地提出司法覆核．但這個是要冒破產風險的，因為若覆核敗訴，便會被追討巨額堂費，但政治人物就是要有承擔！

總結而言，若有政治人物，以幹實事為招箂，這便要非常小心，隨非他是執政黨的一員，否則，他就沒有任何行政權，他該幹的並不是親手解決問題，而是要向政府施壓，令不合理的事不發生，又或發生後可以迅速撥亂反正．‘包青天’式的一手抓，並不符合今天的法治社會．